基督教最早成立时是一个犹太的教派，面临将福音传给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挑战。然而，不久之后，它首先通过大散居（Diaspora，就是犹太人被分散在罗马帝国各处）而进入外邦人的世界。
在此过程中，福音遇到了种种反对和挑战。在大众的层面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并没有因为万神殿中增加了另一位外来神明而被冒犯。早期的基督徒重复了传统犹太人对多神教的反对。然而，随着基督教在文化精英中获得归信者和批评者，它要面对着更多的哲学挑战。
你如何向那些有着一个完全不同世界观的人解释和捍卫基督教信仰，而又不将该信仰与非信徒的预设相妥协？这个基督教宣教长期存在的问题给古代教会的神学家带来了压力。三位一体的教义绝不会从基督教和异教思想的综合中产生。相反，三位一体神学的早期先驱非常善于利用他们所继承的词汇和哲学概念来为启示服务。
早期三位一体的辩论
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一直专注于所谓的“一和多”的问题。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如何思考和解释万物的统一性（unity）和多元性（plurality）的问题。实在（reality）最终是由一个事物或“本质 ”（essence）构成，还是由许多不同的事物构成？
在古代世界中，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例如巴门尼德、斯多葛学派，甚至柏拉图等著名思想家）都认为实在是由一个纯粹事物——“本质”或“存在”（being）——构成的，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却稍有不同。我们没有体验到这种统一性，而是体验到一个由多个摹本和影子组成的世界，这世界早已脱离了其单一、纯粹的原初事物。这就解释了统一性和多元性。所有的实在都在真理里面，在其纯粹性和统一性之中。但是，我们体验到的却是多元性和多样性。虽然多元性得到认可和包容，但统一性的优先地位仍得到维护和推崇。
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正是在这种智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开始反思圣经关于上帝本质的启示。一位早期的思想家俄利根（Origen，主后185—254年）在亚历山大建立了一所学校，在那里他不仅翻译了圣经，而且把圣经的教导转化为柏拉图主义的范畴（即上述的希腊世界观）。
俄利根试图将圣经与柏拉图相兼容。由于“一”（oneness）是一个受偏爱的词语，且不能被分割，因此俄利根开始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描述为从属于圣父的受造物。他推断：在相同方式或条件下，圣父与圣子不可能同为上帝，因为那将意味着神格（Godhead）的多元性。
在许多基督徒的耳中，俄利根的推理带来的影响是暗示圣子的神性不及独一的圣父。3世纪一位曾在亚历山大（Alexandria）任职的长老亚流（Arius）则更进一步，他主张圣子是第一个被造的存有。他说：“在不同等的荣耀中，确实存在着三位一体[trias]。”确切地说，只有圣父是上帝，而圣子曾经有段时间并不存在。[1]
半亚流派（Semi-Arians）则寻求一条中间路线，他们争辩说圣子虽然与圣父不同质，却很相似。这时，正统取决于一个元音：homoousios（“具有相同的本质”）对比于 homoiousios（“具有相似的本质”）。
撒伯流（Sabellius）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维护上帝的统一性以及圣子与圣灵的神性。他认为圣父、圣子和圣灵是由一位神性位格所穿戴的“面具”或角色（personae）。上帝确实是一位，祂没有任何真正的多元性。但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上帝有时会以圣父的身份出现，有时以圣子的身份出现，有时以圣灵的身份出现。然而，其实并不存在三位不同的演员。虽然这位3世纪的罗马长老在公元220年被罗马主教逐出教会，但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通常被称为形态论[modalism]）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挑战。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早期的挑战都是由于希腊思想无法理解那种并非在某种意义上意指一种分离（division）的多元性，也无法理解那种并非在某种意义上脱离存在的纯粹统一（the pure unity of being）的多元性。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工具箱中没有充足的概念工具来指出多元性（threeness）并不涉及上帝的本质。
寻找词汇
在这一点上，真正的突破来自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神学家：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
他们没有混淆希腊语中的“本质”和“个体”（individual），而是使用了位格（hypostasis，即具有自身特征的个别实体[individual substance]）之类的词来形容三位一体的诸位格，同时也肯定了上帝独一神圣本质的统一性。 换句话说，他们肯定了上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本质”，同时也是三个拥有各自特征的位格或存在（subsistences）。一体而多位的上帝是一个本质、三个位格。多元性不是在说上帝的本质，而是在说上帝的位格。
这些东方的神学家争辩说，虽然三位一体的诸位格享有同一个神圣本质（避免了俄利根和亚流的本体从属论[ontological subordinationism]），圣子和圣灵却从圣父那里领受他们的位格存有（personal existence）。因此，统一性和多元性受到了同等的承认。拿先斯的贵格利说：“我一想到一体（the One），就立刻被三位（the Three）的荣光所照耀；我一区分三位，就立刻被带回到一体。”[2]
位格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进一步被“互寓相摄”（perichoresis）这个术语所强调。互寓相摄是指位格之间的相互内住。《约翰福音》中强调了这种关系，其中圣子在圣父的怀里或旁边（约1:18）。若不借着圣子，没有人能到圣父那里去；实际上，认识圣子也就是认识圣父（约14:6-7）。“你不相信我在父里面，而父在我里面吗？”（约14:10）耶稣宣布圣灵“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16:14-15）。他在祈祷中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约17:5）他祈求所有会相信他的人“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约17:21, 23）。
至此，基督徒对“三位一体教义蕴含逻辑矛盾”的指控予以反驳，但他们还没有准确的词汇来阐述它。尽管从哲学上讲比较复杂，但卡帕多西亚教父们所采用的术语却大大地丰富了教会的神学。
东西方的张力
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差异往往被夸大。尽管在西方最初对某些希腊语词汇进行了争论，但东西方教会的教父们都同意三位一体的公式：“一个本质，三个位格”（One in essence, three in persons）。实际上，正是拉丁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创造了这一表达方式。[3]
在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上（随后编写了尼西亚—君士坦丁信经）达成的普世共识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仍是教会的认信。然而，当西方教会单方面修改尼西亚信经时，（政治上和神学上的）分歧最终促成了1054年的正式分裂。
按照原版的拉丁语措辞，圣灵是“从父而出”，但罗马加入了“和（从）子而出”（et filio）这一从句。 因此，这被称为和子句（Filioque）争议。这证实了一些东方教会对西方教会强调上帝的一体（oneness）超过祂的三位（triunity）的怀疑。 但是西方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亚流主义在西班牙的复兴。尽管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1215年）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但最终未能弥合东西方的分裂。
改革宗对于大公共识的贡献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改教家们除了肯定大公信经和教会共识外，对三位一体神学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约翰·加尔文确实为这场东西方之间由来已久的辩论贡献了他的洞见。
在16世纪，由于许多古代异端的回归（例如，新亚流主义[neo-Arianism]和苏西尼主义[Socinianism]，后来被称为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加尔文在其事工中直接采取了行动。他坚持三位一体是中心。我们若不明了这点，“那漂游于我们脑海中的不外是上帝的空名，却无任何真上帝的观念”[4]。
加尔文肯定了神格的同等性和统一性，同时他也保持敏锐的警惕，避免从属论和形态论的错谬。在这样做时，他和西方教会普遍强调，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相同意义上的上帝；但是他也和东方教会一样主张，每个位格与其他位格都不相同，位格性（personhood）不只是一个概念或关系，而是真实的“存在”（subsistences），即具有自身位格特征的确切实体（distinct entity）。他说：“因整个神性本质是在每一个位格中得到理解，而每个位格又各有各的特性。”[5]
换句话说，当涉及上帝的属性时，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既没有质的差异，甚至也没有量的差异。然而，这种同一本质自身并不是三位一体的第四个成员。没有人见过上帝的本质，但是我们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而认识上帝。
此外，除了每个位格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和程度共享本质外，每个位格都有使自身与其他位格区分开的属性。自奥古斯丁以来，传统的西方处理方法中似乎缺乏这一点。通过对三个位格平等共享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attributes）以及各个位格区别于其他位格的位格属性（personal attributes ）给予同等的重视，加尔文认为：“这就表明古时神学家的观点需要调和，否则多少有些彼此冲突。”[6]
圣子和圣灵并不从圣父那里获得他们的神性本质（divine nature），但是他们确实从圣父那里领受他们的位格存有（personal existence）。圣子是永恒地受生，圣灵是永恒地从圣父发出（呼出）。无论如何，本质不是一开始就被生出或呼出的东西，只有位格是这样。“衪被称为圣子，不单指关系，而是一个在神性中存有的位格。”[7] 这一点从神格的外在工作上显而易见：
“然而对那在圣经上已经说明的区别，我们不应该缄默；这就是说：把活动的开始和万有的源泉，归之于圣父；把智慧、谋略，与万物的有序安排，归之于圣子；把所有这些活动的权能与功效，归之于圣灵。”[8]
在这样说时，加尔文只是沿用了卡帕多西亚教父的表述：例如，在尼撒的贵格利的阐述中，上帝的所有外部活动都从圣父而出，藉着圣子开展，并在圣灵中得以成全。
结论：三位一体教义的实用益处
本期《现代宗教改革》杂志（Modern Reformation）中的其他文章将为三位一体教义蕴含实用意义的观点进行辩护。但是鉴于先前历史的技术复杂性，在此，我想说几句结束语。
在任何时代，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和行为是否专注在三位一体的信仰上并完全被其所定义。三位一体并不只是一个我们认同的正统教义。圣父、圣子、圣灵跨越救赎历史的各个篇章，通往一个源于他们之间永恒契约的终点。我们透过圣灵，在圣子里，向圣父敬拜、祈祷、认罪和唱出我们的哀歌和赞美。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和蒙福。从圣父指着圣子所说的话，在圣灵的大能中，一片荒漠发展成为在世界中不断拓展的茂盛花园。
我们不是被一个单一位格的上帝收养为后嗣，乃是被圣父所收养，与祂作为中保的儿子同为后嗣，并且借圣灵连于圣子与祂的身体（教会）。保罗在《罗马书》11:36中所说的三一颂“万有都是本于祂，借着祂，并归于祂”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意义；这意味着所有美善的恩赐都从圣父而来，借着圣灵，归于圣子。
不仅仅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也创造并护理我们；不仅仅是圣子，圣父和圣灵也是我们的救主和主；不仅仅是圣父和圣子，圣灵也当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
注释：
1. 引自亚流的诗"Thalia," in Rowan Williams, Arius: Heresy and Tradi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102。2. Gregory of Nazianzus, Oration 40: The Oration on Holy Baptism, ch. 41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Second Series, So14,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et al. (Peabody: Hendrickson, 1996), 7:375.3. 这个表达式首先出现在 Tertullian, Against Praxeas, NPNF2, 3:598。4.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ited by John T. McNeill, translated by Ford Lewis Battles (Louisville, KY: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7), I.13.2.5. Calvin, I.13.19.6. Calvin, I.13.18-22.7. Calvin, I.13.6.8. Calvin, I.13.18.
本文作者麦克·霍顿（Michael S. Horton）是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梅钦教席系统神学与护教学教授，全美广播电台白马驿站（White Horse Inn）主持人，《现代宗教改革》杂志主编，他曾与2001—2004年担任认信福音派联盟（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主席，现为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URCNA）牧师。他的著作极其丰富，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有：《基督徒的信仰》、《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应许的神》等。本文转发自“改革宗初学者”网站（reformedbeginner.net），Julia Liu 翻译，杨玉洁校对，转发略有编辑。本文原标题：From Jerusalem to Nic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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