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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及欧亚主义专题:杜金与俄国的欧亚主义思想(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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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8 20:57: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皛白

​

爱喝多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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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号,观察者网邀请到了两位著名学者Rob Riemen和亚历山大·杜金,参加2018是思想者论坛,11号下午两位学者在B站和张维为、冯绍雷进行研讨直播。想必大家比较熟悉Rob Riemen,他和张维为那场辩论大家还能记忆犹新。但是对杜金就比较陌生了,对其在观察者网所讲述的欧亚主义,多极概念也是一头雾水。
杜金和他宣传的欧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其实在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上,欧亚主义同俄国传统的融入西方思想、以及更传统的斯拉夫乡土主义一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要简单了解一下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便不难发现,这三种思潮其实分别代表了俄国强国进程中的三种路线。
俄国的西方主义,与日本的脱亚入欧政策非常相似,其发轫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大部分的精英非常羡慕西方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其认为,俄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全面落后,若不学习西方,将会沦为中国、印度、土耳其的后尘。所以主张俄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同宗同源,应当全面学习西方,用西方的制度和模式来改造俄国,进而达到融入欧洲的目的。
俄国传统的斯拉夫主义恰恰与之相反,同德国的日耳曼主义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基于本区域长时间形成的社会文化,最后成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是拿破仑对外扩张后的产物。同时两者都主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辉煌悠久,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民族优越论,所以都坚持认为应当秉承自己的民族特性,来构建一个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进而达到兴盛本民族权势的目的。
欧亚主义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流亡海外的俄国思想家特鲁别茨科伊、阿列克谢耶夫、萨维茨基等人所提出,经过几番分化逐步形成后来的古典欧亚主义思想。其虽然脱胎于俄罗斯传统的斯拉夫主义,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是构建俄国的首要因素。其虽然也像西方主义者那样,主张学习西方,但是努力保持自身的社会文化传统,不做西方文明的翻版。
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流亡巴黎期间,著有《欧亚大陆类型》、《论种族主义》,极为推崇苏俄范围内各民族的精神一致性。
古典欧亚主义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哲学思潮,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地缘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观察。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等人,广泛吸收了传统地缘思想,并基本借用传统地缘政治词汇,诸如‘有机体’、‘中心地带’、‘生存空间’、‘空间征服’等等。这些人认为,俄国的传统文化区域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块土地不仅十分巨大,而且其介于欧洲、伊斯兰、印度、中国文明圈之间,“比起中国,这块土地更有资格称为‘中(间)国(家)’”(萨维茨基语)。

古典欧亚主义者认为,无论本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活,还是民族构成都有诸多方面的来源,既有北方的斯堪的那威亚文化,又有南方拜占庭文化的传承,同时,东方的游牧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也对其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文化影响,多方的文化交融已经在本地区形成一个单独的地缘文化单元。因此,欧亚主义者并不像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那样,对被蒙古人的统治历史持全面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人曾经虽然给这块土地带来了屠杀与毁灭,但那是因为游牧民族的传统特性,更早些的匈奴人、突厥人也是如此,而且,蒙古人很快给予了斯拉夫人自治。如果拿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拉美、非洲、印度的长期残暴统治来比较,蒙古人的治理方式更多的是一种东方式的宽容。
所以,特鲁别茨科伊说,“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世界的各族人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如果把我们周围的文化和生活元素相结合,我们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欧亚主义者”。因为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并不是哪种文化的模制品,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文明有机体”,是一个民族融汇的“发展空间”,并且这里被一种自由的“民族团体”精神所主导,也因此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欧亚主义国家。
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特别激进,引起了几乎所有俄国学者的反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经过古米廖夫近乎单枪匹马的发展,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共鸣。即使能引起少部分人有兴趣参与研究,也因为欧亚主义的研究是基于地缘政治学,是苏联学术研究的禁地,无人敢从事此研究。
古米廖夫纪念邮票。俄国著名诗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的儿子,因此关系曾三次遭到逮捕,著有《民族起源和地球生物圈》,典型的地理决定论者,是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对苏俄传统范围内的民族圈的划分,被杜金广为接受。
历史似乎被萨维茨基说中了。苏联解体之后,欧亚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当中迅速传播,大有一种一统俄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势头。至于其兴起的原因,无非是解体后失败的社会经济改革。
在国内,西方积极鼓吹的休克疗法毫不顾及俄罗斯的巨大潜能、传统生活的自给自足、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地缘条件,直接造成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崩溃。而当俄罗斯要求西方兑现其承诺,予以巨额贷款缓解危机时,西方国家不仅借口推辞,还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壁垒,WTO谈判中百般刁难。在国际上,重生后的俄罗斯国际地位严重下降,西方以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一步步的蚕食俄罗斯的传统战略空间。用俄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当中,俄国被当成战败国一样对待。同时在国际传媒上,西方国家丑化俄罗斯,尽可能的将其污名化、妖魔化。这些不仅让俄罗斯对西方大失所望,而且还激起了俄罗斯人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可以说,俄国的欧亚主义思潮是在西方的不接纳俄国的态度下砰然崛起的。

如何重新定位自身,国家应该何去何从,进而如何解决俄罗斯的国内问题,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亲西方主义失败之后,基于地缘视角,主张民族包容性的欧亚主义重新受到重视,这股思潮被称为‘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由于欧亚主义在俄国内研究者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产生了非常多的流派。但从视角、分析方法、历史结论等方面上大同小异,有的只是手法和力度的不同。限于篇幅和学识,在这里笔者不做细分,只对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与其地缘政治视角进行探讨。

杜金1962年生于莫斯科,80年代末接触欧亚主义思想,并积极为此参与政治活动。1993年加入国家布尔什维克运动(NBP)。90年代末,创办了一些地缘政治杂志,广受军队内部好评。2002年创建欧亚党,受到普京政府内部很多人欢迎。200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开始组织欧亚青年运动,主张重新整合独联体国家,成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2009年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担任负责人。2011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过组建欧亚联盟,以及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事件,让作为两次事件思想来源的杜金和,产生了无数的追寻者。美国学者Anton Barbashin和Hannah Thobur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责杜金运用激进的欧亚主义思想,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开脱责任,为当代俄罗斯扩张提供理论支持,杜金也一度被西方学者称为普京的大脑。
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
古典欧亚主义学者萨维茨基认为,从彼得大帝以来学习西方的改革,忽视了这块土地本有的历史精神,其造就的强大只是表面上的,并且其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是让俄国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奴隶,因此存在严重的内在虚弱。更为严重的危机发生在苏联时期,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分支,其激进的变革破坏了这种长久以来所传承的历史文化精神,并且其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终将会在这块土地上消散。而其为之付出的一切努力,就是为在这场革命消散之后,奠定一种新的文化视角。
杜金号称自己是“正统的欧亚主义继承人”,同样认为,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圈。这里虽然民族众多,纵使这个文化圈也受到周边几大文明的影响,但是,广阔的平原、草原、森林等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各民族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因此他们绝不是任何文明的翻版。其尤其认为,只有在认清敌人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确立起自我认同。所以特别主张,应当坚决同西方文明划清界限,保存俄罗斯自己的文化,继承本地区的社会生活传统。
杜金从欧洲新右派主义思潮中为这种观点找到了印证。欧洲的新右派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后,其认为,文明多样性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繁荣的,只要有多样性,就会有等级制。卢梭说,不平等是万恶之源。但在新右派看来,平等是基督教骗人的预言,平等才是造成恶的来源。等级在人类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是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因此其坚持反自由主义,反平等主义的思想。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全球推行虚假的自由平等主义,尤为鼓吹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意图将世界文明统一化,标准化。因此在新右派看来:促使个性的泯灭,个人按照刻板无二的标准模式发展。最终毁灭人类社会。杜金充分运用这个思想为自己的理论背书,并且认为,欧洲的联合同欧亚州的联合一样,都是本土主义精神的,也是对抗美国大西洋主义的体现,俄国应当支持这种运动。
阿兰·德·伯努瓦,法国新右派代表人物。主张文化多元性,强烈反对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主张建立大欧洲,发展同文化圈的联系,包括穆斯林世界,但是坚定反对引进穆斯林移民。
另外,杜金秉承的斯拉夫民族主义,以及俄国传统的弥撒亚救世思想是这一切的出发点,也是他本人的新欧亚主义区别于古典欧亚主义最明显的地方。传统的古典欧亚主义虽然借鉴了诸如‘心脏地带’、‘生存空间’、自给自足的地缘思想,但更多的是一种地缘文明视角,所谈论的是一种哲学文化观念。但到了杜金这里,斯拉夫文化的利益高于一切,俄罗斯重新整合独联体显得理所当然。这也是杜金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同样是讨论权利的转移,在萨维茨基那里,其提出的是文化中心的‘位移观’。这种观点认为,在文明最早在平均气温20°处产生,然后在几个千年里不断北移,到20世纪初时转移到了0°处的东欧平原西伯利亚和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地区。19、20世纪美国与俄国权势的扩张恰恰是这一结果。但到了杜金这里,这种文化视角被嫁接到直接权势的斗争上,最后演变成大西洋主义与大欧亚主义的对抗。同样是讨论游牧民族精神的影响,萨维茨基等人所谈论的是指,生活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分别对北面的罗斯,以及南面的拜占庭-突厥地区的影响,指出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到了杜金这里,被进一步推断成,未来的俄国应当联合这里的突厥人,使之成为俄国的战略盟友。
究其原因,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权势的急剧下降让杜金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在杜金看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者对抗的。要拯救俄国目前面临的种种危机,首先应当在原来苏联地区构筑一个,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的欧亚洲,或者说是俄洲。
杜金构筑俄洲的思想体系,堪称是一种弱化版本的斯拉夫主义。一方面他认为,地缘高于血缘,区域的集体利益高于单个民族的利益,主张重新整合独联体地区,建立一个基于地缘文明传统上的新型的欧亚国。另一方面又认为,苏联的解体很大部分原因是对少数民族的压抑,其声称自己已经很好的从苏联的解题中汲取了教训,因此主张给予参与国更多的自治权利。
而在这个欧亚国以外,杜金还主张俄国应当构建一个更大的大欧亚区域。一方面认为应当把印度纳入进来,作为其与伊斯兰和东亚文化圈的缓冲。一方面主张联合伊朗,使自己的实力能够达到印度洋。另一方面主张联合土耳其。其认为,图兰主义与斯拉夫民族渊源甚深,俄国应当把这片区域纳入未来的俄国同盟当中。所以土耳其的媒体对杜金美誉有加,称其为俄国的‘布热津斯基’。
欧亚主义及其主要政治主张
杜金延续传统地缘政治的两分法来分析国际政治矛盾。将强权分为海权和陆权,将文化分为西方与东方,将宗教思想分为基督教与东正教,将政治制度分为民主与威权,将英雄主义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将斗争的主体分为大西洋主义与大欧亚主义,将未来世界局势分为单极与多极,将历史分为动态历史和传承历史等等。并且认为,这种长久以来的对抗决定了世界历史命运,同时俄罗斯是欧亚主义的代表,是西方敌视俄罗斯的最根本原因。
杜金认为,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模式已然不适应时代。在它看来,奉行民族国家的地区和国家,是无法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的,最后只能成为他们对抗俄国的附庸。因此主张在主要文明区域上,建立几个区域性的联邦,然后联合起来对抗大西洋主义。
他这个视角下的俄国对外战略,首先应当同一体化的欧洲联合,而且主张把美国的欧洲势力排除在外,既抵制英国人在欧洲内部的阻挠,即所谓的“莫斯科-柏林-巴黎”轴心。其认为德俄两家精神实质相同,同样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不满,因此认为通过在欧洲划定势力范围的方式,与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次,俄国应当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在杜金看来,日本从19世纪末以来,一种有种强烈的反西方精神,尤其是对近代西方盛行的黄祸论的反感。另外,日本是个经济大国,其不仅有能力资助俄国的复兴,也有着摆脱美国控制,称霸东亚的雄心。因此其认为,俄罗斯应当以归还占领的北方四岛,达成同日本的妥协。
在杜金看来,欧洲与东亚是除了欧亚州和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以外,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未来世界的走向为这四个权力中心所左右。所以,只要能把东亚与欧洲这两块地区联合在欧亚州身边,那么大西洋主义一定会失败的。
可以看出,杜金的这种地缘政治视角明显基于麦金德大陆岛思想,以及豪斯霍弗的泛区理论。麦金德认为,俄国在中心地带的统治会形成最大陆权,然后用陆地上的巨大资源建立最大的舰队,形成最大的海权。最大陆权和最大海权的叠加在一个国家身上,那么世界帝国将为期不远。豪斯霍弗同样如此认为,不过其分的更具体。其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泛区,以美国为首的美洲泛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非洲泛区,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泛区,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大泛区。德日苏泛区的联合远胜于英美势力,因此主张德国苏联日本联合起来,而德国日本的最终失败,则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这种地缘政治观点击中了杜金反美主义情绪的内核。

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杜金对中国的矛盾心理。杜金在其早期的作品中认为,中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内陆规模,但不应当看做是单纯的大陆国家,而是海陆性质兼有之。1840年后,中国逐步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并被纳入到大西洋主义中。虽然在1949年后同苏联结盟,封闭了海洋性质,但这段历史是极为短暂的,并在70年代重新回到大西洋主义当中。杜金十分担心中国在未来会改变西伯利亚的民族构成,担忧中国觊觎西伯利亚,因此主张在中俄边境划定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作为两国的缓冲区域,继而断掉中国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幻想。但在随后的作品当中,杜金逐步改变了这种中俄对立的看法。其看到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地增强,而且不满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其越来越赋予中国对抗美国的属性。因此认为,可以拉拢中国成为对抗美国的盟友。


如果我们跳出地缘政治的窠臼,从更为广阔的哲学、历史视角来看这种对抗,全球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欧亚主义是一种特殊主义,两者分属哲学的两端。而两股思潮的扩散,无论是社会背景,还是传播方式上,都与当年在德国发生的事情颇为相似。
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拿破仑对外输出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打着自由平等的口号在欧洲武力扩张,结果被占领国的人民开始觉醒,意识到自由平等不过是个幌子,目的是维护霸权国的利益。随后在德意志世界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费希特、赫尔德等人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唯一性、特殊性、优越性,呼唤德意志地区的统一,其哲学内含就是文化特殊主义。
特殊主义也暗含一种风险,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的话说就是‘放任不羁的授予’。因为当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不断膨胀时,就会变得物极必反。特殊主义暗含等级制,以及特殊群体的优越性。当这种特殊主义思想越来越强,越来越极端的时候,民族优越论、种族优越论的大行其道都是迟早的事情。
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对德国采取胜利者审判。德国的传统领土不仅被分割,造成德意志人对民族归并情绪的加深。承担所有战争责任,引起德国人对凡尔赛体系的根本否定。同时背负不可能还清的战争赔偿,使得国内民众生活十分困难。这些无意都激起了德国人强烈的复仇心理,造就纳粹兴起的一大条件。同时,德意志精神的失落,让早年接受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知识分子变得更加激进,最终让种族主义大行其道,造就未来纳粹兴起的另一大条件。
恩斯特·海克尔,德国博物学家、哲学家,近代地缘政治学创始人拉采尔的生物学老师。其于1896年组建了‘一元论联盟’,宣扬所谓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和种族主义,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其参与者有几十万之多。而参与这些运动的年轻人,在一战后组建了阿塔姆等纳粹主义组织,成为纳粹兴起的一大助力。
如果对照1991年后的俄罗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感觉的到,当年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隐隐然在俄罗斯发生。欧亚主义思想的发展,已经对俄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既有欧亚联盟这种政治经济联盟,又有吞并克里米亚事件,同时还有俄土关系缓和的外交焦点。除了理论上的关注,我们也应当关注这股思潮对年轻人的影响。俄国国内秉承欧亚主义的组织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并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改变俄罗斯混乱的意识形态局面,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内外政策。中俄互为彼此的最大邻国,双方利害关系颇深,所以我们必须关注这股思潮的发展。
我不不仅应当看到杜金的欧亚主义学说带有强烈的法西斯扩张思想,对此我们应当坚决抵制,同时也应当看到国内地缘政治研究与之的差距。地缘政治是一门显学,为当代所思所用。但目前国内的地缘政治研究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的出发点多为外交战略视角,所讲述的国际地缘观多为对当代格局的刻板描述。而杜金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基于本民族精神文化,基于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历史哲学,这恐怕是对国内地缘研究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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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8 21:04:12 | 显示全部楼层
欧亚主义的使命:新欧亚主义介绍(目录+介绍)
翊珹
翊珹
​
只是一个孟什维克罢了
162 人赞同了该文章
作者:亚历山大·杜金

编者:约翰·B·摩根

译者:翊珹

前言:为了反击俄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秩序输出,我想研究这些东西终究是有意义的。阿珹觉得偶尔补充一下地缘政治哲学也无伤大雅,不管你们是正读还是逆推,在学习过程中总会有所收获的。顺便再说一下,针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不是浅尝辄止的专有名词堆叠罗列,而是以一种“共情”式的感知角度来剖析它。


该书出版信息
目录:

编者的话
欧亚主义简介
第一章:欧亚主义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欧亚大陆共同体
第三章:欧亚主义思想
第四章:欧亚主义者的展望I
第五章:欧亚主义者的展望II
第六章:自治是欧亚国的基本原则
第七章:国际欧亚主义运动
第八章:欧亚经济组织
第九章:更大的欧洲
第十章:欧亚主义的未来
第十一章:反后现代世界
第十二章:第三极权主义
第十三章:对欧洲的第四政治理论发展前景的几点建议
第十四章:美国的第四政治理论
第十五章:全球革命联盟宣言
第十六章:白色民族主义及其他全球革命的潜在盟友
第十七章:爱全球自由霸权者皆敌
编者的话:

本文是我与杜金教授合作的作品,文章从许多不同的来源出发概述了国际欧亚运动(IEM)今天在俄罗斯传播的新欧亚主义思想。第1章至第8章最初于2005年在俄罗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第9章和第11章写于2011年,第10章和第12章写于2012年,第13章和第14章写于2014年。2012年,在俄罗斯通过IEM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第15章。第16章是我根据杜金教授2012年和2013年在Facebook上发表的各种非正式声明编写的。第17章是2012年2月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任前不久对杜金教授的采访记录。而导言为本卷新增。

约翰·B·摩根 2014年11月24日

介绍:
作为结构主义的欧亚主义

首先,欧亚主义是一种蕴含着某些政治观点的哲学,正如同其他所有的哲学一样,它有着对历史的探讨和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作为哲学的欧亚主义根植于结构分析之上,绝非巧合的是欧亚主义创建者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公爵正是一位结构主义语言学领袖人物。欧亚主义是一种结构主义,强调结构的多重性和同步性。这个结构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它有着比它的总和要多得多零件。这个是欧亚主义的法则,它是一种整体论,负责处理有机的、结构的实体。

欧亚主义哲学首先着眼于文明问题。世界上文明不止一种,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结构组成部分来赋予其存在的意义和整体的统一。我们不能将在这个文明中发现的规则和结构以历时(diachronic)或共时(synchronic)的方式应用其他文明中发现的规则和结构。每一种文明都发展出了其历史观点与生存空间,因此都独一无二。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属于一个独特的文明,这也就使得他们各自只能以自己的标准来研究问题。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由博厄斯[1]和莫斯[2]创建的坚持人类社会的多元性,不存在任何普世模式的现代人类学的起点。因此,著名的结构人类学之父施特劳斯[3]在美国跟随雅各布森[4]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因为雅各布森恰恰是特鲁别茨科伊的同事和朋友。

人类社会的每一部分都代表着一种多元性的特殊语义结构,这就是欧亚主义哲学的总基础。

作为诠释学工具的欧亚主义

这一原则被欧亚主义者们应用于包括俄罗斯历史、地缘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政治学等各个领域。在任何领域,俄罗斯文明与所有其他东西方文明相比的独特性都得到了肯定和捍卫。因此,欧亚主义者把西方、欧洲文明视为一个具体的结构,有自己对时间、空间、历史、人性、价值观和目标的理解。但还有其他文明,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俄罗斯文明既有一些与欧洲相同的特点,也有一些亚洲文化的特点(是图兰式特征),其代表了两者的有机合成,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东西方元素的总和。相反,它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这种结构方法使欧亚主义者开始用自己的语义学将俄罗斯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并以其对历史、宗教、规范政治、文化、战略等的含蓄理解方式揭示了其身份的本质。但是,为了以一种真正结构性的方式进行这样的研究,他们不得不从根本上拒绝西方自诩的普世性,从而解构西方的普世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及其隐含的文化帝国主义。既然俄罗斯文明的本质不是西方的,就应该超越欧洲现代性中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的原则来界定它,如进步、线性时间、同质空间、唯物物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命运等等。“欧亚大陆”一词也可以表示为俄罗斯-欧亚大陆,是为了界定两种文明之间的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欧洲人,在历史和地理上被认为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地方现象,而欧亚国则是欧亚文明。从这一点出发,出现了两个流派:西方普遍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激进批评者(他们的立场在特鲁别茨科伊的《欧洲与人类》一书中得到阐述,在这本书中,欧洲被描绘成与整个人类相对立,其方式与汤因比的“西方与其他国家”的二重性相似),而那些处理独立的俄罗斯-欧亚结构的人,则被视为解读俄罗斯历史的钥匙,并作为为欧亚未来创造规范性项目的手段——欧亚计划。

欧亚主义的说明与计划蓝图

欧亚工程是在文明多极化、反帝国主义、反现代主义和俄罗斯自身结构的基础上,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最后一个是根据斯拉夫人的原则来定义的,同时还对俄罗斯从蒙古时期开始从亚洲社会借用的文化元素进行了重要的评价。事实上,欧亚运动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特鲁别茨科伊写的,即《成吉思汗的遗产》。因此,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西方这个说法就是错的——一种纯粹的地区性现象,通过帝国主义来假装世界性地位;因此,现代性,这也是一种西方现象,也完全是这一地区的产物,是西方固有的帝国主义。俄罗斯的历史被认为是欧亚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斗争,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也被认为是对现代性的斗争。俄罗斯的欧亚未来应该以一种符合俄罗斯结构特点、符合其价值观和基本信仰的形式来构建。欧亚主义者提出并肯定以这些品质为准则。他们拒绝进步。他们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循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呼吁一个非唯物主义的有机的农业经济,以及理想(思想的力量)社会。他们还对民主说“不”,赞成受欢迎的君主制。他们反对纯粹的个人主义、表面自由的观念,提倡社会责任和精神层面的内心的自由。

欧亚主义者从布尔什维主义中发现了俄罗斯的欧亚性质结构,但这只是以一种非常变态和西方化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他们认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更像是末世时弥赛亚式的反抗,而不是从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的社会革命。欧亚主义者预见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内在嬗变,这将使其蜕变为一种左翼的欧亚主义,并在未来实现基督教信仰、君主制和前现代农业经济的回归。

他们对欧亚主义演变的短期预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这种期望后来在1980年代实现了——在十月革命后作为白俄移民运动一部分存在的欧亚主义运动消失很久之后。现在回顾他们的大部分分析都得到证实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遗产作为自己的财富,从而开始了第二波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

新欧亚主义:新功能

新欧亚主义,以及早期的欧亚主义,从一开始就被我们视为俄国形式的第三条道路意识形态,与德国保守革命属于同一个哲学体系。因此,我们接受它为一个特别的俄罗斯范式,具有广泛的反现代哲学和政治倾向,类似于传统主义或第三立场。左翼欧亚主义以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代表。

欧亚主义与政治的关联性的一个重要证明,可以从地缘政治思维的二元论概念中找到,例如地中海国家主义与知识政治主义或大西洋主义与欧亚主义。这与第一批欧亚主义者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勾勒事物的基本方式完全吻合。同样,欧亚学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是俄罗斯第一位引用勒内·盖农的学者。同时,欧亚大陆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以阿兰·德·贝诺主义为代表的欧洲新右翼精神非常接近。新亚欧主义因此得到了新的主题的丰富:传统主义、地缘政治学、卡尔·施密特、马丁·海德格尔、保守主义革命、结构主义、人类学等。

在1990年代早期,新欧亚主义是范围更大的爱国和反自由主义运动(同时包括那些代表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派们)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欧亚主义者成为全国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核心。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独立的新亚欧主义运动才形成,并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它不仅基于旧的传统,而且基于一些新的反西方现代主义的元素,包括一些后现代主义流派。2000年初,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并从弗拉基米尔·普京周围的政界人士中首次得到了积极回应。

欧亚主义与第四政治理论

新欧亚主义哲学上一次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发生在2007年至2008年,当时第四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从第四个时刻起,俄国的第三种立场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欧亚主义思想的延续——仍然包括反自由主义、反现代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结构主义方法和多极化——但它不是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右翼与同一主义(例如非教条主义者或索雷尔派)左派的创造性综合,它开始朝着超越各种政治现代性的方向发展。这包括超越第三种立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极左和极右(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混合体。这背后的想法是为未来创造规范,完全脱离任何现代政治倾向——超越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第四政治理论已经开始通过逐步克服第三条道路的逻辑和原则而形成,而不是邀请那些认为它自由地将非现代和非西方结构作为一个规范和主权文明的有效基础的人。海德格尔哲学为现代性的彻底毁灭奠定了哲学基础,它抹杀了所有现代哲学概念:主体、客体、现实、时间、空间、技术、个体等。一些人,例如巴西哲学家弗拉维亚·维吉尼亚,把这称为“存在政治”。

在国际关系领域,多极世界理论最近被欧亚各国阐述。除了这些地缘政治著作外,还开展了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如民族学、想象社会学、数学、新传统主义(以激进主题为基础)、俄罗斯现象学哲学的原始方法、原型研究等。在第四政治理论框架内创作的此类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足以为其开辟一个独立于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利基,但仍以同样深刻的力量线继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第四种政治理论是欧亚主义的发展,是欧亚主义的延续,欧亚主义代表着欧亚主义的基本范式和出发点。理论上,在没有欧亚主义知识的情况下研究第四种政治理论是可能的,但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其原则,对欧亚主义的熟悉是有必要的。

纵观事态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欧亚主义是为第四政治理论做准备的一种形式,这是通向第四种政治理论的第一个阶段。但同时,欧亚主义代表了一种连贯的、自足的哲学和以这种哲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因此,除了更为复杂和详细的第四政治理论领域之外,它本身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简介

在这本书中,我们汇集了与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有关的各种文本。我们希望它们能作为更详细研究的导论。直到最近,这本书的英文版还不多,尽管阿克托斯现在已经出版了我的书《2012年的第四个政治理论》和2014年的《普京》,华盛顿峰会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了《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始的哲学》。阿克托斯计划会在不久的将来翻译我的作品。

欧亚主义可以适用于地缘政治领域,它代表着陆地文明的观点与海洋文明的观点的最终总结,后者是美国目前大西洋主义政治及其地缘政治战略思想家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从我的《地缘政治基础》一书(1997年首次出版)到我最近出版的非常详细的书《地缘政治(2012)》和《当代俄罗斯地缘政治》(2013年)中,已经出版了几本详细描述欧亚国家地缘政治的书。这些书的一些译本正在由阿克托斯准备。2013年我还出版了一本国际关系手册。这种地缘政治和战略研究在俄罗斯和其他地方都很丰富。

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历史领域有着稳固的地位,它是沿着俄罗斯著名的欧亚历史主义者乔治·维尔纳茨基和俄罗斯著名的欧亚民族学家列夫·古米廖夫[5]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欧亚主义对于对俄罗斯的政治形势进行准确的政治分析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对于理解普京现象以及他在后苏联空间中建立欧亚联盟的动机非常有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欧亚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大陆主义形式,用于创建欧洲-俄罗斯共同体项目——从里斯本延伸到海参崴的广袤欧亚,正如弗拉基米尔·普京(他采用了让·蒂里亚特[6]宣传的概念)所宣称的那样。除了这一更加本土化的,欧亚主义主张多极化,这是单极全球化和新殖民主义西化的一种选择,后者采用了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协定等形式。

欧亚主义对于那些试图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它的挑战,它的局限,它的范例,以及它公开和隐藏的议程,它的选择和它的替代品。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想了解俄罗斯真实本质的人来说,因为俄罗斯的深刻国家身份和结构,过去、现在或未来,这是绝对必要的。

参考
^弗朗茨·博厄斯(德语: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他也是语言学家,美国语言学研究的先驱。他开创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如同许多当年的先驱者,他的学科训练来自其他学科;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并从事地理学的博士后研究。他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的研究,这个领域先前植基于围绕着奇闻轶事的巨型理论论述。
^马塞尔·莫斯(法语:Marcel Mauss,1872年5月10日-1950年2月10日),法国社会学家,他是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的侄子。莫斯的学术作品跨越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边界。他在相关领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莫斯曾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有关魔术、牺牲和礼物交换的现象。他于1925年发表在《社会学年鉴》上的《礼物》可谓是社会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文本。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法语:Claude Lé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与弗雷泽、鲍亚士共同享有“现代人类学之父”美誉。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都有深远影响。
^罗曼·雅各布森(俄语:Рома́н О́сипович Якобсон 1896年11月11日-1982年7月18日)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雅各布森是20世纪前期语言学的主流语言结构分析的先驱。分别受到了到索绪尔和特鲁别茨柯伊的影响,雅各布森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191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两年后任莫斯科戏剧学院俄语教授。1933年任教于捷克普基涅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雅各布森定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82年雅各布森在波士顿逝世。在美国时与乔姆斯基结识,他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产生一定影响。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 (俄語: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ёв;1912年10月1日(儒略历9月18日),圣彼得堡 – 1992年6月15日,圣彼得堡)是苏联学者,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专家,以及波斯语 的翻译。他以高度非正统的民族学和历史哲学理论而闻名。他是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
^让·弗朗索瓦·蒂里亚特(比利时语:Jean-François Thiriart1922年3月22日,——1992年11月23日)比利时政治家,与新法西斯和新纳粹团体有联系。20世纪60年代,他公开否认自己的纳粹历史,提倡泛欧思想,创立了欧洲青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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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主义的使命:新欧亚主义介绍(目录+介绍)
翊珹
翊珹

杜金:大博弈中的乌克兰 2021-12-31 09:12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亚历山大·杜金 译/ 观察者网余烈】
今天,在乔·拜登的新保守主义和极端全球主义政府的领导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人类并非处于冷战(长期以来这一直没有停止)的边缘,而是处于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主要的麻烦是乌克兰。
在外国观察家看来,这两个民族有来自基辅罗斯的共同祖先,他们有血缘关系,都信奉东斯拉夫的东正教,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奇怪和不可理解的事情。
这表明,有第三种力量参与了这场冲突——也就是那些美国人,他们试图让这两个兄弟民族相互对立,并通过支持其中一方——乌克兰,来打击俄罗斯,而普京总统的爱国主义改革正让俄罗斯回归历史。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中,有几个因素在外部观察者眼中并不是非常清晰。
12月底,西方媒体纷纷报道称,超过一万名俄军已经从俄乌边境地带撤离。图片来源:CBS视频截图
一、历史上乌克兰真实存在吗?
首要的误解就是将冲突表述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西方媒体和政客把一切都表述得好像乌克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立国家。按他们的说辞,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年代将其强行并入苏联,而当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乌克兰立即恢复了独立,但这完全不符合实情。
·基辅罗斯及其分裂:东斯拉夫人三个分支的起源
九世纪,俄罗斯国家诞生于俄罗斯北部——诺夫哥罗德(Novgorod),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其首都转移到了基辅(Kiev),因此被称为基辅罗斯。俄罗斯的人口主要由东部的斯拉夫人组成,北部和东北部有相当比例的芬兰—乌戈尔人,南部和东南部有突厥人。
很快,这个统一的国家分裂为了一些几乎独立的地区——公国。
西部主要的公国是加利西亚(Galicia)和沃里尼亚(Volhyn’)。
东部,弗拉基米尔(Vladimir,后来则由莫斯科承继)开始壮大。
西北部,波洛茨克公国(Polotsk)逐渐被立陶宛控制,成为立陶宛大公国(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的基础。
·俄罗斯东部和俄罗斯西部
中世纪时,在俄罗斯东部和西部之间,为争夺大公国的宝座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弗拉基米尔的王公们最终成功地夺取了这个宝座。在安德烈·波戈柳布斯基十二世(Andrei Bogolyubsky (XII))的领导下,整个俄罗斯的首都转移到了弗拉基米尔,后来迁移到了俄罗斯东部的莫斯科。基辅被遗弃了,并且几乎被人们遗忘,只出现在传说之中。
十二世纪是分裂的时代,基辅罗斯的人民和东斯拉夫人分裂成了三个分支,分别是西南、西北和东部分支。后来,他们分别被称为Malorossy(小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Little Russians or Ukrainians)、Byelorussy(白俄罗斯人,White Russians)和Velikorossy(大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的东部被称为Velikorossia,即Great Russia,大俄罗斯)。
他们命运迥异。在蒙古人入侵期间,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被纳入了蒙古汗国的管辖范围,但蒙古人承认了王公们对大俄罗斯的领导地位,当地得以保留全面的东正教(以大主教为首的教会)和一定程度的主权。
另一方面,小俄罗斯人发现自己被困于立陶宛、波兰和奥匈帝国之间,他们的宗教身份受到西方天主教的强烈影响。
而白俄罗斯则成为了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该公国相对独立于金帐汗国。
金帐汗国与俄罗斯各公国
·大俄罗斯(Velikorossia,或Great Russia)的崛起
几个世纪过去了,在金帐汗国灭亡后,莫斯科开始变成一个强大的地区势力。立陶宛与波兰合并,并接受天主教的统治。而小俄罗斯人(又称乌克兰人)发现自己成为了从属阶级,一些在波兰人手下,一些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大俄罗斯(Velikorossia,或Great Russia)的崛起


几个世纪过去了,在金帐汗国灭亡后,莫斯科开始变成一个强大的地区势力。立陶宛与波兰合并,并接受天主教的统治。而小俄罗斯人(又称乌克兰人)发现自己成为了从属阶级,一些在波兰人手下,一些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前基辅罗斯的南部地区首先在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的统治之下,然后与克里米亚一起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吞并。因此,乌克兰的名字,即Okraina,意思是“边缘领土”。那时乌克兰没有任何独立性,领土被不同国家分割。同时,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核心保留了东正教和古老的东斯拉夫传统。


随着莫斯科权力的增长,大俄罗斯(Velikorossy)开始逼退波兰人和土耳其人,夺取他们在前基辅罗斯的属地,纳入其不断增长的帝国版图。其中最先夺取的是从哈尔科夫(Kharkov)到敖德萨(Odessa)的新俄罗斯(Novorossia)的土地,最后则是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的克里米亚(Crimea)。




1768-1774年间的俄土战争,最终使奥斯曼帝国丢掉了克里米亚,图为描绘1770年切什梅海战的油画,在此战中奥斯曼海军主力被歼。


这些领土的居民要么是大俄罗斯的本地人,要么是对莫斯科友好的哥萨克,包括小俄罗斯(乌克兰)的哥萨克和那些已经扩散到俄罗斯帝国南部的哥萨克。新俄罗斯(Novorossia)成为了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后来,沙皇俄国还从波兰人那里收回了乌克兰的其他地区,这片区域主要居住着乌克兰本民族和小俄罗斯哥萨克人(Malorussian Cossacks)。在西北方向,白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土地都成为了沙皇俄国的领土。




1792年俄波战争


·帝国解体


1917年至1921年,沙皇俄国覆灭,导致多个国家宣布从俄国独立。但布尔什维克逐渐将大部分领土——除了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收归莫斯科控制(波罗的海三国在二战后被斯大林重新纳入领土范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一个完全由他人决定的、纯粹行政性的边界划定之下,成为了苏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联是集中制的、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制统一国家。在苏联之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从来不是独立的国家,除非把中世纪的加利西亚 - 沃里尼亚(Galicia-Volhynia)和波洛茨克(Polotsk)公国也算在内。


·苏联解体


1991年苏联解体时,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完全就是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省份,只是在苏联时期被称为“加盟共和国”,纷纷在腐败精英的影响下、在资本主义西方的直接支持下,宣布脱离莫斯科独立。


由于从叶利钦开始至90年代,莫斯科都一直由亲西方的改革者掌权,这些掌权者们很容易地就在苏联“完完全全人为的边界线”内承认新的国家实体。在苏联,边界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而划定(就像同一座城市分成几个行政区)。


因此,单一制的沙皇俄国产生的单一制国家——苏联,曾把所有这些土地和人民汇聚在一起,现在却被取代了,产生17个新的几乎从未存在过的“国家”——至少没有按这样的边界存在过,而其中大多数压根从来都不存在。(这些国家从一产生就注定失败。)


其中一些国家仍然效忠于莫斯科,另一些则受到西方的影响,并采取了严苛的反俄路线。不幸的是,乌克兰属于后者。


二、两种乌克兰人(或更多种乌克兰人)


1991年出现的新政治实体“乌克兰”的领土是由完全异质的领土和人民组成的。


乌克兰东部 (从敖德萨到哈尔科夫,途经顿巴斯的这部分领土)或新俄罗斯的居民实际上与现代俄罗斯东南部居民是同一类群。正如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些土地被俄罗斯帝国(其中大部分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Velikorossy)重新定居于此,克里米亚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你沿着第聂伯河看地图就会发现,许多世纪以来,乌克兰西部地区(即右岸乌克兰)一直处于天主教波兰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根本不是国家。那里的居民是东正教徒,大多数都是农民,因此被天主教贵族认为是低等民族。


虽然如此,并非那里所有的人都乐意让大俄罗斯人当自己的解放者。部分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仍坚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当然,他们的文化与沙皇俄国和大俄罗斯帝国的文化不同。正是从这些异见分子开始,乌克兰民族主义甚至乌克兰语言本身在波兰和整个西方的强烈影响下开始形成,这是一种基于各种东南部方言的被构造出来的语言,模仿了波兰语的结构。


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时期,这种人为构建的民族主义崇扬、纯粹想象出来的“乌克兰身份”有了最初的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德拉、舒赫维奇等)加入了德国纳粹,他们极其残忍地屠杀共产党人、犹太人、波兰人和大俄罗斯人,这部分人被统称为扎帕第奇(zapadentsy,词源 “Zapad”,俄语和乌克兰语中的“西方”)。




投靠纳粹的斯特潘·班德拉(中)


在乌克兰的最西边,居住着鲁塞尼亚人,这是东斯拉夫人的另一个分支,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扎帕第奇人也很不同。


·扎帕第奇人的“独立”(Nezalezhnost)概念


“乌克兰独立”是扎帕第奇人的口号,而东部的居民则认为,应当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因为他们总体上与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


顺便说一下,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说俄语(Velikorossky)。“人造”的乌克兰语只有少数人会说,也只有少数人在日常讲话中会使用这种语言。


尽管如此,扎帕第奇人的独立路线在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占了上风,他们把持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等领域的关键位置。


西方积极支持这种 扎帕第奇人的民族主义,尽管它有纳粹历史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家从实用主义出发,决定在乌克兰动用这些人的力量,将整个国家撕离俄罗斯,并在未来将其完全置于西方控制之下。


·乌克兰东部vs乌克兰西部


在整个新乌克兰,西方和东方这两种倾向一直在相互斗争。从选举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亲俄的东部投票给了一些候选人,而亲西方、恐俄的西部总是支持其他候选人。东西部的总统们互相交替,他们的路线代表了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摇摆:克拉夫丘克(Kravchuk)是一个温和的西部人;库奇马(Kuchma)采取了多方向的立场;尤先科(Yushchenko)毫不含糊地向西方倾斜;亚努科维奇(Yanukovich)前后不一地、犹豫不决地寻求莫斯科的支持。


但一直以来,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西部的趋向持续增长,以至于产生了对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人口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因为据民族主义者说,这些地区的人口是忠于莫斯科的。


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 (Euromaidan)得到了美国——正是拜登、维多利亚·纽兰和新保守派那些人——的积极支持,在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政变中使最激进的扎帕第奇人掌权。半个乌克兰正面临大规模恐怖威胁。上台的“军政府”宣布了其倾向北约的态度,并要求俄罗斯船只从塞瓦斯托波尔撤出。


三、普京出场


莫斯科已不再像叶利钦时期那样,而是重新拥有主权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正是在这时,普京政府决定进行干预。偶然成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克里米亚居民立即宣布加入俄罗斯。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敖德萨、哈尔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居民本来也会这样做,也许波尔塔瓦和苏梅也是同样,但基辅的扎帕第奇人转向了大规模镇压(2014年5月2日在敖德萨工会大厦杀害平民等)。


在多次尝试夺回顿巴斯之后,基辅放弃了这一战略,开始准备与西方和北约建立更紧密的联盟。此时,俄方犯了一个错误:承认乌克兰新政府,希望与基辅建立和平。


·明斯克僵局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诺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协议,实际上只是为了缓和局势,但从长远来看,甚至从中期来看,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解决方案:将乌克兰分成两部分,承认两个政治主权——西部的右岸乌克兰(Western Right Bank Ukraine )和新俄罗斯(Novorossiya),同时基辅保留特殊地位。这迟早会发生。


·美国正在变本加厉


新一轮的升级自从拜登上台开始,白宫里出现了一群极端的全球主义者、大西洋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不惜任何代价挽回单极世界的支持者,实际上也就是那些在 2013年至2014 年挑起亲欧盟示威运动(the Maidan)的人。


俄罗斯正被指控准备入侵乌克兰,实际上这个借口掩盖下的进程是乌克兰加速融入北约。莫斯科没有丝毫用军事手段解决局势的意图,但美国的挑衅让莫斯科别无选择,正如普京、拉夫罗夫等俄罗斯高官近日反复表态的那样。




尽管局势有所缓和,美军依然命令“哈里·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驻留地中海地区,暂缓前往中东,图片来源:美国海军


普京宣布,乌克兰——连同通常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的那一半人口——融入北约的行动跨越了“红线”。如果西方不注意这一警告,就不能排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我们只需要了解,这并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攻击,而是大地缘政治的进程。当莫斯科软弱,并且任由白痴或西方势力的直接代理人统治时,俄罗斯就失去了乌克兰,让乌克兰落入了那些立即被西方选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客手中。当普京开始恢复俄罗斯作为大国的主权和权力时,乌克兰问题浮出水面。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坚信,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不可能成为多极世界的主权极点,他本来说中了,但今天的俄罗斯已经设定了坚定的道路,来成为这样一个极点。


细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得出其余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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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8 21:54:20 | 显示全部楼层
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孔元 · 2015-10-09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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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继承俄罗斯本土发展的欧亚主义传统、整合包括欧洲“传统主义”在内的各种左、右翼思想资源,并加入地缘政治思想,杜金逐步发展起一个反抗美国秩序的新理论旗帜,其核心在于发展欧亚大陆的联盟/轴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欧亚地缘的安全困境,最终实现一个“诸帝国体系”,杜金将其核心概括为国家主权、社会正义和传统宗教。
  孔元 / 北京大学法学院
  上世纪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秩序进入“美国时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最终演变为美国缔造的“自由世界秩序”。由于找不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可替代物,俄罗斯等国在“历史终结论“的普世论调下开始按照美国秩序—自由市场、政治民主、个人自由进行转型,由此导致的代价则是市场和政治的寡头化以及社会分裂。与此同时,由欧美主导的北约和欧盟体系开始不断东扩,试图在经济、安全和文化各层面吸纳前苏联各加盟国,由此不断强加俄罗斯的安全困境,并最终促成俄罗斯与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彻底摊牌。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破产的情况下,如何在思想形态上应对美欧的自由主义理论,也一直成为俄国思想家探讨的话题。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导致新欧亚主义泛起,它植根于俄罗斯19世纪以来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生存意志,并最终演变为亚历山大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通过继承俄罗斯本土发展的欧亚主义传统、整合包括欧洲“传统主义”在内的各种左、右翼思想资源,并加入地缘政治思想,杜金逐步发展起一个反抗美国秩序的新理论旗帜,其核心在于发展欧亚大陆的联盟/轴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欧亚地缘的安全困境,最终实现一个“诸帝国体系”,杜金将其核心概括为国家主权、社会正义和传统宗教。
  杜金之被关注,源于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彼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文称其是普京的“大脑”。由此反映出欧美媒体和政界对俄罗斯的认知正在经历一个转变。如果我们保持类似普京式的警觉,也可以视其为欧美宣传战略的冰山一角。无独有偶,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齐聚纽约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之际,《外交事务》网站又发文《普京的哲学家》,进一步揭露出普京统治的意识形态来源Ivan Ilyin。他们试图传达何种信息?读者可以自行揣测。而无论基于何种立场来思考包括诸如杜金和Ivan Ilyin在内的俄国思想家,也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重要的是,观察和思考这些思想家,是要对形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有所借鉴,在这方面,中国与俄国分享相似经历,但又走上不同发展历程,这也部分是不同的地缘处境和战略机遇所致,这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和国际战略。
  全世界反抗者,联合起来!——亚历山大·杜金
起火的世界及其反抗者
  在欧美政客、媒体和知识分子们看来,2014年以来的世界愈发失序和混乱,这个一贯性情温顺的世界变得愈加桀骜不驯,叙利亚、伊斯兰国、乌克兰、伊朗、俄罗斯,乃至中国个个成为烫手山芋,甚至于连病毒埃博拉也不甘于寂寞,出现搅动人们的神经。而对于这诸种事件最敏感的莫非美国,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和平、进步和繁荣的世界一直是依恃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得以保障,并且受着美国人所信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指引。因此任何失序的存在,首先都是针对美国所缔造的世界秩序,所危及的都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所摧毁的都是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国世纪的信念。
  但这个世界偏有心存不甘者,这种不甘就表现为各种针对美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由于美国霸权俯视全球,这些运动也就更多的表现为不对称的恐怖主义和自杀式袭击。而一些更为精明的知识分子,则试图在观念层面挑战美国价值,寻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替代方案,亚历山大·杜金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令西方媒体感到恐惧的名字,但他的恐惧之处并不在于自杀式袭击或者发动圣战,而是致力于发展反西方,尤其反美国的新的大战略和意识形态。而他之被关注,则端赖于乌克兰危机问题。2014年美国学者Anton Barbashin和Hannah Thobur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出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是俄罗斯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而2014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其评为2014年度的全球思想者,并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领导人AbuBakral-Baghdadi,以及伊斯兰国JihadiJohn等并列agitators行列,令其声名鹊起。在美国人看来,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一手策划了俄国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提供理论背书,因而成为普京名副其实的“智囊”。
  △ 普京与十字架(图片来源:路透社IVAN SEKRETAREV)
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
  欧美媒体中所指称的意识形态,就是杜金发展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它产生于俄罗斯的思想语境,首先是针对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处境问题,这一处境直接针对俄罗斯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所深陷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俄罗斯传统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一波三折,因此在了解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溯一下历史。
  欧亚主义的思想渊源要回溯到19世纪,表现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欧化改革的担忧,体现为“斯拉夫派”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俄国的兴起。如果我们将彼时的西欧理解为个体的、物质的、理性的“先进”文明的话,那么斯拉夫派的核心诉求就是力图保留俄国的本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它所吸引的也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旧贵族。对于始于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斯拉夫派无疑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西欧诸国是道德败坏的,而他们所发展出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也是其堕落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对恪守传统的斯拉夫分子们而言,俄国统一的东正宗教,无疑更有利于将俄罗人民紧密团结在一个基督教共同体中,维系一种自然、和谐和人道的相互关系,这种精神生活在制度上落实为俄国的农村村社制度,以及贵族制的政府形式。
  与此同时,斯拉夫派对西欧发端的现代话语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而是与时俱进,从自身立场出发提出了俄国现代化的改革方略,比如解放农奴、削减官僚、确立言论出版和良心自由等公民权利等。但尽管如此,彼时俄国奋力追赶欧洲的焦躁心态蔓延于社会和宫廷,斯拉夫派遭遇到了俄国“西方派”的言论围剿,也为官方改革者所不容,并最终在尼古拉斯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等君王的西化改革浪潮中销声匿迹。
  可以说“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种话语形态的交锋,其实是俄国在遭遇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文化观念上异常强大的西方,以及其所代表的进步的现代性之后所发展出的两种应对策略,它们各自有其滋生的社会土壤,也是俄罗斯这种在地理上夹在两种、乃至多种文明体系中的国家的宿命。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时段中观察,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都被迫对过于强势的西欧文明作出回应,并在这一调试过程中艰难地塑造新的政治认同。就这一历史过程本身而言,它并非线性的,乃至于将终结于某个历史时刻的,而更可能是回环曲折的,随着各种历史周期的变换而此消彼长,这在西欧的现代性叙事中呈现为各种形态的保守主义,而在非发端性的国家则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本土传统话语的再生和更新。
  正是在这种循环之中,俄罗斯的本土主义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但这次它换了一个名字—欧亚主义,并且其直接针对的敌人却变成了两个—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派别在理论形态上化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欧洲现代性的左右互搏的两个侧面的话,那么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反对西方和现代性的理论倾向,也就潜伏着或多或少的“守旧”因子。如果要为这种理论找一个现实寄生者的话,那么最合适不过的就是俄国的保守“旧贵族”。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继之而来的内战,原有统治势力流亡异乡。对俄国革命的不满,促使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层面寻找布尔什维克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智识探求的成果之一便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者对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同时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未来出路既不在于导向西方,走立宪民主道路,也不在于通过阶级冲突和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新天新地,而是将自身发展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一个既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亚洲,但又同时包含二者特性的新权力中心和文明中心。欧亚主义者们笃信西方终将衰落,而俄国将会成为新的世界模范。
  在反对西方化问题上,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可谓如出一辙,二者都强调俄罗斯自身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且都批评由彼得一世开启的亲西方的改革政策,但他们也并非完全等同,比如后者更强调民族和种族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干预,而前者更倾向于精神、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并且认可国家在实现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改造中的价值。在对待俄罗斯历史问题上,欧亚主义认可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尤其注重蒙古帝国留给俄罗斯的强国家以及等级制服从的政治遗产,以及由此带给俄罗斯的亚洲血统和价值观念,因而强调亚洲对于俄罗斯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作用。作为思想学说,它要远比斯拉夫主义更为系统和持久,同时欧亚主义的发展是几代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代际问题也让它变得更为复杂。
  对于寻求布尔什维克替代方案的俄罗斯侨民而言,欧亚主义可谓正中下怀,因而其在俄罗斯侨民之间声誉日隆,不乏追随者,但这也注定了它无法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获得接纳。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统治正当性的苏联政权,不可能容忍其他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出现,因而欧亚主义也就只能沦为流亡者的思想。而这种流亡最终也会同流亡者本身一样,如果不能找到自己思想所寄居的家园,要么客死他乡,要么在时代境遇中寻找重生。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事业开始遭遇危机,苏联政治也开始由亲西方的改革派所支配,但一系列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缓解苏联的经济衰落,反而催生出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对改革造成的局面的不满,在俄罗斯催生出一个反西方和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而新欧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并最终在1990年代末发展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杜金正是它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随着新欧亚主义的出现,之前的欧亚主义也被学界成为古典欧亚主义。
  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新欧亚主义在思想上和古典欧亚主义有着亲缘关系,对此杜金予以承认,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新欧亚主义产生于古典欧亚主义的框架,接受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并视其为理论出发点和根基,同时新欧亚主义的思想语境是后苏联时代俄罗人爱国主义的自我意识,因此致力于在新的文化、哲学和政治语境下,有意识地发展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杜金将欧亚主义界定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结构被视为区别于其部分的整体。同时杜金将文明视为欧亚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地球上存在不同的文明体,而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结构,正是这种结构确立了它所包含的要素,并赋予其意义和连贯性。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就构成一个多元体系,每一种社会体系都由其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并无法与其他社会结构所兼容。
  从这个视角出发,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志在瓦解西方社会的普世主义,及其以普世的名义强势改造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霸权心态。杜金认为这是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内容连贯之所在。但二者也不能完全等同,因为新欧亚主义除了继承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还大量吸收了欧洲的传统主义、新左派、新右派、人类学、地缘政治的思想观念,因而在新的语境之下实现了第二次重生。同时如果说古典欧亚主义主要针对罗马-日耳曼欧洲,那么新欧亚主义则主要针对美国。事实上,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有着明晰的战斗目标,就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一种反抗,这种反抗,首先是在观念层面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所依赖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为此杜金借助传统主义立场,同时结合其他左右翼理论予以反击;这种反抗,对俄罗斯而言就是奉行某种形式的大陆主义,打造一个欧洲-俄罗斯的共同空间—大欧洲计划;同时,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新欧亚主义还被杜金视为取代单极全球化以及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倡导多元世界的新理念。
  △ 欧亚大陆
新欧亚主义与地缘政治:两极世界与“新冷战”
  已如前述,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实质上二者仍然存有不同,这和不同时代思想者的问题意识相关。单就杜金而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成其理论结构的两个支点,它们分别对应美国所发展起来的去地缘化的单极全球化,以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地缘问题在古典欧亚主义时代还只是若隐若现的话,那么杜金则把它张扬到了极致,成为他所发展的新欧亚主义的核心部分。杜金的地缘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奠基》一书中。这本在军方协助下完成的著作,被美国学者John B. Dunlop誉为后共产时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俄罗斯多所军事院校选为课堂教材。而作为一个学术现象,该书的出版也意味着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俄罗斯的正式确立,至此地缘政治学在俄国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冷门学问,开始演变为普遍接受的政治科学。以下简要介绍其在本书的基本观点。
(一)空间与地缘政治、陆地与海洋
  尽管杜金将地缘政治学整合进其新欧亚主义的论述之中,但作为一个学科和知识体系,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欧,尤其是德国。在其著作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杜金对地缘政治学做了思想史的研究,详细阐释了该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如Friedrich Ratzel、Rudolf Kjellen、Friedrich Nauman、Halford Mackinder、Alfred Mahan、Vidal de la Blache、Nicholas Spykman、Carl Haushofer、Carl Schmitt、Petr Savitsky,详细分析了我们业已熟识的基辛格、亨廷顿、乃至福山的基本观点,以及稍许陌生的欧洲新右派的地缘政治观。在这个意义上,杜金将自己视为学术“嫁接者”。就杜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来说,他认为地缘政治是有关权力的世界观和科学,同时也是有关如何统治的科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是精英导向的,因而只可能在政治家层面进行运作,因而在本质上是反对民主原则的,因为知晓事物意义的能力勿容辩驳的尽可能限于领导者。第二,地缘政治家是有党派属性的,他们看重民族感情,并奉行爱国主义;第三,地缘政治是类似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世界观,通过人的空间属性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在环境上决定于地形、地貌等空间差异。空间对地缘政治分析而言,如同于金钱之于自由民主、生产关系之于马克思主义;第四,地缘政治尽管在今天以科学的面目示人,但并不是一门纯世俗的学问,总是和神圣地理密切相关,因而地缘政治学是神圣地理学的部分世俗化。
  借用Carl Schmitt关于空间秩序(nomos)的界定以及陆地与海洋的二分法,杜金将世界历史描述为陆权和海权、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殊死搏斗,而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和以俄罗斯为中心地带的欧亚主义的冲突。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抗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有必要发展多中心的联盟体系,而每一个中心都自成一个大空间体系,因而这多个大空间的结合,就构成一个全新的帝国联盟体系。由于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因而在这个结盟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俄罗斯人民自然就成为了这一独特的欧亚主义使命的历史担纲者。
  表1:关于世界历史的二元对立[1]
  杜金指出,这一角色是由俄罗斯人民的特殊气质决定的,俄国是一个弥撒亚民族,有着普世的、泛人类的意义,因而本性上适合担当这一庞大帝国的精神核心。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只能在帝国建设的使命中呈现出来,抛弃帝国,就意味着俄罗斯民族作为历史事实和文明现象的终结,而这无异于民族自杀。没有帝国,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将无法想象和维系。当然,肯定俄罗斯民族的帝国精神,并不是要张扬大民族主义,对此杜金心知肚明,在他看来,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大陆帝国,需要张扬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感情,但这首先是一种体现为东正教的宗教情感,其次是俄罗斯种族,最后才是俄罗斯人民。同时,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并非排斥或者压抑其他民族,而是在自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局面,紧密团结在俄罗斯周围,为了对抗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这一历史使命而奋斗。
(二)俄国—德国—日本—伊朗轴心
  △ 欧亚轴心体系[2]
  就联盟而言,杜金首先将世界划分为四个文明区域:美国-拉美、非洲-欧洲、亚太地区、欧亚区域,并以俄国为中心点,构建欧亚主义联盟体系。就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杜金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构建俄国—德国轴心来分割欧洲,两个国家根据影响范围来划分东欧,德国将因此获得对多数地处中东欧地区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实际支配,同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俄国将归还德国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至此德国摆脱掉目前的附庸地位,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主体重新进入历史。与此同时再构建一个柏林—巴黎的次轴心,作为整合西欧的基础,确保其不受大西洋主义的威胁。同时隔离英国,并通过鼓励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破坏英国领土完整。
  △ 俄徳划分东欧[3]
  在与东方国家关系上,构建俄国—日本轴心。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大东亚的地缘政治实践,以及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杜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日本有着反西方的历史,并且占据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同时尽管是个岛国,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有着大陆倾向和抱负的国家。同时作为交易,俄国将归还日本千叶群岛。杜金将中国视为威胁,部分源于两个国家的地缘相邻,而更重要的在于中国自从1970年代与美国走的过于亲近,有发展为美国大西洋主义的战略旗手的可能。为此,杜金提议将西藏、新疆、蒙古、满洲里划为两个国家的安全带,失去新疆和西藏,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地缘突破将变得不再可能。同时为了补偿中国的地缘损失,俄国将鼓励中国向南发展,扩展自己在印度洋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越南除外)。
  △ 中俄缓冲带[4]
  就与南部国家关系而言,构建俄国—伊朗轴心。在杜金看来,伊朗幅员辽阔、紧邻中亚,并且有着激进的反美情绪,以及传统取向的社会和宗教,因此是俄罗斯天然的好伙伴,同时与伊朗结盟,将使俄国获得通往南方暖水区的出海口。俄国将鼓励伊朗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纳入其统治之下。与此同时两个国家将通过合作方式来解决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地位问题。土耳其的亲西方倾向被杜金视为威胁,为此杜金主张鼓动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族裔叛乱。当然,杜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立场也在摇摆,同时由于土耳其本身对外政策的两面性,杜金也在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土耳其。事实上,杜金的地缘政治著作在土耳其相当受欢迎,从2003年首次在土耳其翻译出版,到2010年,该书已经出版到第7版。在对土耳其读者的序言之中,杜金一方面直白指出作为NATO成员,土耳其的亲西方政策对欧亚主义构成威胁,但同时也积极劝说土耳其能够弃恶从良,加入到欧亚主义的大家庭来。
  这便是杜金构想的欧亚主义联盟体系,它有着明确的战略指向:陆权反抗海权、欧亚主义反抗大西洋主义;有着明确的敌友关系:一方是俄国、德国、日本、伊朗,一方是美国、英国、中国和土耳其。每一个盟友,因其自身的地域和人口构成而自成其为一个帝国,而诸盟友又在反美的共同旗帜下,在俄罗斯的精神领导下,结成“帝国联盟”(empire of the empires),或曰大空间联邦(confederation of large spaces)。从地理版图而言,欧亚联盟其实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从而形成了和大西洋文明的二元对峙,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海洋文明的咄咄逼人,而是陆地文明的全面反扑。
(三)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前已述及,杜金所构想的是“大空间”联盟,在他看来,只有控制大空间,将俄罗斯周边国家整合进俄罗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幅员更为辽阔的俄罗斯帝国,才能确保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就此而论,杜金将目前的俄罗斯联邦仅仅视为一个过渡现象,根本无法满足俄国作为地缘政治主体的战略需求。因此抛开其大空间联盟不论,俄国内部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就需要进行清晰勾画,对此杜金又为在其著作中阐述了俄罗斯内部的地缘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俄国必须首先将自己从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发展成一个欧亚帝国,为此首先需要厘清俄国在西部与德国的势力范围,并与伊朗合作处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边界问题,而由此划定的俄国领土范围基本重现了当年苏联的领土版图。对于2014年持续发酵的乌克兰问题,杜金早有论断,他同意麦金德的观点,认为只要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仍然存在,谈论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就没有意义。因此,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乌克兰的命运就是被肢解,西部成为中欧的一部分,而克里米亚连同基辅,成为“小俄罗斯”的部分,而东克兰则加入俄国。
  除了外部边界问题,俄国本身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也是不小的挑战,在杜金看来,俄国的东、北部较为平静,而西、南部却有分裂主义的威胁,尤其危险的是被麦金德称为勒那地区(Lenaland)的分裂运动。杜金认为这片地区日益受到中国“帝国主义”、大西洋势力的渗透,以及泛突厥主义的威胁,而雅库特共和国的分裂趋向也必须借助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除此之外,俄国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士科尔托斯共和国也构成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地缘威胁。对于这些民族分裂趋向,杜金毫无例外地主张严厉控制这些自治单位,并向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最终在种族上俄化这些少数民族。
  △ 俄罗斯欧亚版图[5]
全球化与多中心:新的界定
  值得注意的是,杜金的地缘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它的反美初衷并没有改变,但具体的组织和实施方案却可能随着历史情势的改变而改变。已如前述,杜金早年的地缘思想其实是一种极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把这种模式贯彻到了极致,并将世界历史还原为由俄罗斯领导的大陆帝国/欧亚帝国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帝国/大西洋帝国的两极世界,而这无异于另一场全球冷战。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同时应对全球化时代反美斗争的新情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争,杜金的斗争哲学也渐趋缓和,其地缘思想也逐渐由两极对立转换为多极世界的和谐共存。
  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杜金近期在英语世界出版的著作Eurasian Mission: an一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书中,该书系统阐述了新的历史情势下欧亚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斗争路径,可以视为杜金针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所发动的新一轮文宣战。杜金在该书中指出,新欧亚主义应对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但它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民族国家时代的终结,以及全球化的出现本身是不可逆的。杜金反对的是美国提供的全球化图景,根据这种图景,全球化要么发展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要么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而这在杜金看来,本身就是西方模式的普世化,本身仍然是西方霸权思维的体现,是大西洋主义的具体实施。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单极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其核心便是多极化世界。按照这种理解,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领土和人民的形式已经过时了,每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固守僵化的主权国家模式、要么就接受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要么就基于历史、文明和战略的共同性组建超国家政权形式(大空间)。在此背景下,欧亚主义提供的模式是组建大空间。据此世界将被划分为几个自主的生活空间,在各个空间内部由一系列国家组成联邦或者“民主帝国”,每一个空间都代表着多极世界的一极,按照自身的种族、文化、宗教和行政特性组织自己的管理模式。同时各个空间是彼此开放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对话。
  △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一)四区域与欧亚大陆整合
  杜金将整个地球划分为四个子午区:大西洋子午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大陆)、欧洲-非洲,中心是欧盟、俄国-中亚区域、太平洋区域。除去大西洋子午区之外,其他三个区域都属于欧亚大陆一部分,因此欧亚主义首先将体现在这三个区域的自主和互动过程,同时在此基础上共同抗衡大西洋子午区。
  各个子午区又按照大空间予以划分,每个大空间按照文明边界划分,并包括一系列民族国家或者国家的联合。欧洲-非洲区由欧盟、伊斯兰-阿拉伯大空间组成,俄国-中亚区由三个间或重叠的大空间组成:俄罗斯联邦及其独联体国家(通过欧亚联盟的模式予以整合)、大陆伊斯兰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区域。太平洋区域包括两个大空间,即中国和日本,以及从属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杜金认为这些国家有时也被认为从属于大西洋子午区。
  杜金认为对于多极世界的存续来说,俄国-中亚子午区至关重要,正是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的单极世界无法建立,并为欧洲区和亚太区的自足存在提供保证。对于该地区的整合,杜金给出的措施是分别组建莫斯科—德黑兰、莫斯科—德里、莫斯科-安卡拉轴心。对于动乱丛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杜金认为应该消减两个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属性,将该区域转化为一个自由的伊斯兰联邦,同时效忠于莫斯科和德黑兰。而对于多元混杂的高加索地区,杜金给出的建议是根据该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将其发展为一个松散灵活的联邦体系,并使其分别和莫斯科、伊朗、安卡拉结成多变轴心体系。而对于中亚地区,则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完成整合。对于欧亚联盟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维系好莫斯科与哈撒卡斯坦、乌克兰的地缘三角关系,而对于那些加入欧亚联盟比较犹豫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杜金指出时间和情势会促使他们做出决定: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要么被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要么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维系自身的文化和宗教认同。
(二)自主与联合:欧亚主义的权力结构
  杜金细化了欧亚主义的权力方案,并将其具体展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权力将按照自主的原则予以组织,这意味着根据事物的属性予以分权,分权的依据是地方性事物或者战略性事物。凡是属于地方性事物的,如民事和行政事物、社会领域、文化和医疗、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都属于自主管理的范围,对于这些事物,各个层级的权力机构将会基于自身传统、以及自身社会内部的表达形式予以组织。对于诸如宏观经济管理、控制战略性资源和通讯等战略性事物则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战略中心来控制和管理,该中心将是大空间内部的地缘控制和政府中心。经济活动按照自由市场原则实施,而军工企业、交通、自然资源、能源等战略性产业则受到严密控制,同时战略中心有权根据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目标来实施再分配。
  欧亚主义反对美国的金融政策,反对由虚拟的金融操作来控制实体经济的异化模式,认为金融领域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致力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严密的金融监管。而对于货币政策,则要在不同层级予以不同规定,单一的储备货币是必须的,但应该允许地方货币的存在,这种地方货币可以依据层级划分为地缘经济货币、大空间货币、地方货币等不同形式。
  欧亚主义鼓励发展宗教,并将人们的精神生活视为无法为经济和社会利益取代的首要价值。在杜金看来,大西洋主义是一种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哲学形式和生活理念,而欧亚主义则结合了对过去的深刻而诚挚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开放态度,它接受人们对宗教传统的虔敬,但也鼓励自由的创造性研究。对于传统宗教的支持和发展,将由战略中心予以组织、支持和协调,而任何破坏传统宗教的言论、教派和主张都将予以严厉禁止。而对于民族问题,欧亚主义的立场是尊重任何有自己文化和文明传统的民族身份,无论其大小强弱。它们将被视为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而予以尊重和珍惜。
新欧亚主义与第四种政治理论
  △ 第四种政治理论
  以上是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而就其所发展的意识形态而言,也是前后有别。为了反抗自由主义,杜金在起初更多是借助欧洲传统主义的思想资源,借助欧洲内部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来发展自己反对欧洲/西方/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而它落实在俄国的土壤中,就是要呼唤一个强调等级和服从的社会和政治,杜金将其最终落实为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杜金在其早期所构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每一个帝国轴心,如伊朗、德国等,都有着自身的文明传统,很明显不可能将东正教强加到其他盟友身上,成为帝国联盟的主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诸帝国的帝国”将始终是一个多元,但却无法一统的松散局面,因而合众为一的工作就需要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在2007-2008年之间,杜金通过引入第四种政治理论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杜金将其视为欧亚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而借助第四种政治理论,欧亚主义也摆脱了西欧传统主义者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路径依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在杜金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是欧亚主义观念的延续—它承袭了欧亚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现代性、反欧洲中心论、结构主义取向、多极化的基本立场,但又实现了对左翼和右翼的创造性综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归属于自由主义、处于自由主义左翼的共产主义和处于自由主义右翼的民族主义的第四种政治观念,从而彻底了超脱出欧洲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框架,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理论。
  这种综合在杜金在于继承欧洲左右翼思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从传统主义的立场解刨左右翼思想。这首先意味着去除社会主义中的物质主义、无神论和现代主义的特征,而剥离掉奉行以“第三条道路”自居的民族主义立场中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立场。而这种创造性的综合就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前面三种立场的第四种政治理论。但这仅仅是项预备性工作,第四种政治理论还需要向传统以及前现代汲取思想灵感,这些思想渊源包括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以及神学视域下的规范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如此一来,围绕着反抗自由主义,就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融合了左右翼,同时也吸纳了传统资源,并兼容于各大宗教的世界观。杜金认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三条主要原则在于社会正义、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同时尽管或许统合这么多颇有分歧的世界观并不容易,但他认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的前提下,它们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
  与此同时,杜金也试图为第四种政治理论找到一个主体或者说行动者,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主体是阶级,民族主义的主体是种族或民族,各种宗教的主体是信众团体,而第四种政治理论的主体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杜金认为此在概念将是第四种政治理论作为一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发展和整合如此多元异象的观念群的最大公约数。在杜金看来,此在概念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和其所在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联,但它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又都是不同的。借助这个概念,杜金实现了从多元语境中缔造一统的思想工作,同时由于如何理解此在要每个人联系自身的文化处境来分别定义,它又给了每一个联盟者足够的诠释空间。
  杜金反对用左、中、右的类型学来理解第四种政治理论的思想光谱。在他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既不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左翼共产主义,也不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就与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已经无法确定左翼和右翼的位置,而只剩下两种立场,要么服从(中心),要么反抗(边缘),而这两种立场都是全球性的。因此第四种政治理论是一项共同事业的集合,它们来自于那些在现代化和后现代的过程中被抛弃、颠覆和贬损掉的事物和价值的反抗冲动。
  同时杜金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并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而是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实践,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力量。20世纪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意识形态相互争斗的世纪,三者产生于欧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因而构成欧洲现代性问题的主要思想形态。作为对欧洲传统的挑战,自由主义首先于18世纪产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主导欧洲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个日渐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化的代议政治以及个人化的社会伦理生活。共产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主要针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阶级剥削问题,以及极端个人化导致的社会分裂问题,关注的是分配和公正问题,而民族主义则产生于20世纪,主要来自对个人化、原子化的自由社会的反抗,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通过历史和传统赋予人一种身份认同,从而缓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带来的焦躁感和无措感。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杜金认为,三种意识形态各自依托不同的概念相互竞争,自由主义看重个人,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民族主义重视民族。观念层面的竞争,伴随着实际的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其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抗法西斯主义,最后则是二战之后围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冷战对峙。随着1991年的苏东剧变,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大获全胜,人类也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时代。
  而在后现代(全球化、后自由主义、后工业社会)时代,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也渐渐失其实质和进取精神,逐渐退缩进后现代而变得萎靡不振,自由主义所诉诸的个人,也演变为空洞的、没有任何集体身份的形式概念:它没有宗教,因而是世俗主义的;它没有民族,因为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阶级,因为每个人都成了中产阶级;它没有祖国,因为它倡导人权;它甚至没有了性别,因为是男是女已经无所谓了。
  在反抗之余,第四种政治理论也有肯定的东西,那就是传统和宗教、等级和家庭。在杜金看来,传统及其代表的价值在现代性来临之际被推翻,于是“上帝死了”、“世界驱魅”、“神圣终结”,现代性的精神在于用人取代了神、用哲学和科学取代了宗教,用理性和科技的建构力量取代了启示和信仰的位置。而正是现代性的精神,孕育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因而对现代性的反抗就意味着回归传统,以及尤其所代表的神圣价值,这意味着宗教的回归。而一旦宗教回归,那么后现代,及其代表的价值体系就自然意味着放逐,成为“敌基督的国度”。在这个意义上,第四种政治理论乃是要现代哲学对人的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而一旦人在形而上层面找回自己,就必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等级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家庭、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间,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一种帝国秩序的回归。
反抗与全球革命
  前已述及,杜金所发展出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反抗的哲学,它有明确的敌人—自由主义,为此它试图借用“第四种政治理论”来整合所有对自由主义持异议的观点和立场。而这所有的一切要想获得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在另外一个关键点上撇清和自由主义的界限,那就是革命问题。归根结底,这个现代世界来源于一场革命建立的新秩序,自由主义正当化了这场革命,但很快就通过反革命的叙事终结了其他革命的可能。因此革命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只在一个瞬间闪现而后销声匿迹,而反革命则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永恒主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声称与自由主义毫不妥协斗争的哲学,最后必然发展出自身的革命立场。
  在杜金看来,人类历史又来到了一个节点,一个末世时代的阴影笼罩着全人类,资本主义已经终结,资源也业已枯竭,社会瓦解了,民族和人民消散了,知识被意见消解,进步的信念消失了,甚至于个人也变得无足轻重。这逼促任何无法忍受现状的人站出来反抗,并从这层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正常的”世界,它需要一个不同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式、承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并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有计划的使用和分配资源,而人类的生存也不再是破碎的、分裂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通过一种集体结构,通过文化、知识、语言、实践和信念,发展世世代代的认同,这种认同最终是为了保存每个人的尊严、实质,以及他的整全性,在此基础上,民族和国家得以发展自主的、个性的、传统的模式,人类将重新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世界也将变得多样和多元。
  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一场新的全球革命,它旨在通过激进的手段通过这个全球的寡头统治,以及它所以来的各国精英。而这在观念层面,就意味着发展一场针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战争。承载这种价值的西方世界将会毁灭,而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美国将被视为绝对的恶予以剪灭。“美利坚帝国必须被摧毁!”而任何赞成或者支持全球自由霸权的人或集团,都将是这场革命运动的敌人。而伴随着革命、牺牲和死亡,这个弊病缠身、行将就木的世界将被摧毁,在这片废墟之上人类将赢得新生。这种新生预示一个崭新的未来,一个有机的、团结的社会,一个存在无限开放和对话可能的新国度,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起点,一个欧亚主义的新天新地!
结语
  杜金的地缘政治观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但地缘政治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的核心位置却是不容否认的,尤其是位于欧亚大陆上的诸个国家和文明体,天然接壤、复杂族群、利益交汇等,都促使审慎的政治家探寻审时度势的地缘战略。就俄欧关系而言,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普京总统一直呼吁和德国一道建设“大欧洲”的战略建议,通过建设一个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经济、文化和安全空间,俄国的自然资源可以被用于欧洲的工业和技术发展,而俄国也为欧盟提供了通向亚太地区的地缘和战略通道。而这项决议之所以迟迟无法采行,根源在于欧盟共同体建构在政治上将民主的政权原则纳为其核心议题,在安全上局限于北约的军事框架。对于俄罗斯本身的地缘结构而言,采纳民主原则无异于将自身的共同体瓦解,也正是基于这种顾虑,俄国和欧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背后实质是两种秩序观的冲突。而随着全球经济中心往亚洲转移,以及中俄关系日益亲近,一个如卡耐基莫斯科中心DmitriTrenin所言的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也逐渐呈现出来。这诸种政治情势,都可以在杜金著作中找到痕迹。
  而在价值观层面,杜金的努力则是试图缓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意识形态缺乏的焦虑症。不同于中国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旗帜,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迟迟找不到前进方向,也正是因为这种迷茫才使得在后冷战初期俄罗斯采行了全面倒向西方的改革策略,其结果是不但没有获得认同,反而产生经济寡头化,乃至国家解体的政治危机。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普京近年来一直主张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来对冲美欧自由主义思潮的咄咄逼人。而这种姿态,不仅有助于缓解自由主义对非西方社会体系的瓦解力量,而且有利于争取西方社会内部的部分舆论,比如欧洲的各种右派势力,甚至于美国的茶党等保守派。作为一种反抗自由主义的学说,杜金的第四种政治理论可以说穷尽了一切统战需要的可能,包括因分配问题而迥异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因理性主义而与自由主义发生裂隙的右翼。当然,就其思想底色而言,杜金一贯坚持的是其文明概念,它反对一切普世主义的主张,并认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世界。从这个视角出发,自由主义本身也被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关联起来,而予以特殊化和地方化。当美国强势之时,美国可以全球推行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并通过逐渐趋同化而走向历史终结,而在后美国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整合自己的新制度体系和价值观,由此导致一场全球的思想复兴运动,如伊斯兰国的圣战、日本右翼、俄国保守价值观、中国新儒家等。
  正是地缘政治观和意识形态观的混合,成就了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的理论价值,而其最终诉求则是将人放在既定的地理和文化结构之中去理解,而不是自由主义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或海洋世界。这无疑契合了欧亚大陆国家的政治地理现实,而正是这个无法为海洋世界所染指的欧亚腹地,赋予了这种学说一种精神价值和神秘色彩。了解这些,对于中国而言也不无裨益。不同于俄罗斯封闭的地缘处境,中国面临着广阔的太平洋,并借助大洋彼岸的美国的产业转移实现了自己的经济腾飞,然后又试图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这种产业发展,通过欧亚大陆延伸到大西洋。而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地缘问题,由此导致的安全战略问题,以及随着中国崛起所不断产生的中国文化的普世主义心态,都将不断面临来自欧亚腹地的冲击和挑战。这无疑也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杜金等学者的意义所在。
  [1][2][3][4][5]均取自Alan Ingram, Alexander Dugin: Geopolitics and Neo-fascism in Post-Soviet Russia, Political Geography, 20 (2001) 1029-1051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5年10月刊,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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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8 22: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俄国学者杜金: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

作者:亚历山大·杜金  来源:法意读书

这不再是一场大选,这是全面内战的第一阶段。在这场战争中,两个美国将激烈交锋,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民主、两种自由、两种身份、两种相互排斥的价值体系、两个政治家、两种经济和两种地缘政治的博弈。

法意导言

2月9日,美国参议院将审理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案。2020年大选已经结束,但两党之间的战争似乎才刚刚打响。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撰文表示,特朗普的上台打破了美国两党一百多年来基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重要共识,这让美国两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进化。杜金借用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概念,将美国共和党所占领的中部选区比作为大陆“心脏地带”,民主党所占领的沿海选区比作海洋地带,前者代表着美国的“旧民主”价值观,后者代表美国的“新民主”价值观,美国大选实际上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较量,而今两党之间的各种龃龉乃至撕扯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文明之间的不可调和。杜金指出,美国大选恐怕不是分歧弥合的终点,而是全面内战的起点。

分歧弥合还是全面内战?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

译者:张聪

1

美国精英的百年共识

“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这一表达听起来不寻常且令人诧异。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对立——“红方”共和党(GOP)和“蓝方”民主党——已经成为一场竞争,这场竞争是以政治、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基本原则都被双方接受为基础的。美国的政治精英立基于一个深刻而完整的共识——首先是忠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其次是巩固美国作为西方世界主要力量的地位。不管我们面对的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即全球主义、自由主义、单极化、大西洋主义和以美国为中心。

这种一致在外交关系协会中(CFR)得到了制度性的体现。一战结束后,在签订凡尔赛协议的过程中,两个政党的代表聚在一起建立了这一机构。二战后,外交关系协会的作用愈发凸显,并在二战后成为了日益发展的全球主义的大本营。

在冷战初期,外交关系协会允许各种制度在共同启蒙价值观的基础上与苏联趋同。但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剧烈衰退和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趋同”变得不再必要,全球的世界建构掌握一方手中,即赢得冷战的那一方。

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全球主义者和外交关系协会的光辉时刻。在那时起,尽管存在党派之别,但美国精英间的共识显著加强了,比尔·克林顿、乔治 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的政策——至少在外交政策和忠于全球主义议题的主要问题上——几乎是相同的。就共和党而言,主要由民主党所代表的全球主义者的“右翼”相似物被新保守主义者所占据,他们从八十年代起推翻了旧保守主义者,即那些遵循孤立主义传统并忠于保守价值观的共和党人,这是共和党在二十世纪初和早期美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传统和价值观。

诚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税收政策,医疗和保险问题上存在分歧(此处民主党是经济上的左派,而共和党是经济上的右派),但这是在同一模式框架下的争端,并不会影响国内政治的主要向量,更不用说国外了。换句话说,美国大选并没有地缘政治意义,因此像“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这样的词语组合因其无意义和空洞而没有被使用。

2

特朗普打破了共识

2016年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意料之外上台后,事情发生了转变。对美国来说,他的到来是完全异常的。特朗普的整个竞选计划是建立在对全球主义和美国执政精英的批判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特朗普直接挑战了两党的共识,包括他的党内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但结果还赢了。当然,特朗普仅有的4年任期表明,其以如此意外的方式完全重建美国政策是不可能的,特朗普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包括任命新保守主义者约翰·博尔顿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但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遵循自己的路线的行为(至少部分如此),激怒了全球主义者。

因此,特朗普戏剧性地改变了两个主要政党间的关系结构。在他的领导下,部分共和党人回归到早期共和党内美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即“美国优先!”或者“让我们实现美国伟大复兴!”。这导致了民主党人自身的激进化,他们从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对抗开始,实际上向特朗普和所有支持他的人——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媒体上的、经济上的等等——宣战。

四年的时间里,这场战争没有一刻停歇,而今天——在新的大选前夕——这场战争达到顶峰。它表现为(1)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广泛不稳定;(2)美国主要城市中极端分子的起义(获得了民主党内部反特朗普势力几乎公开的支持);(3)直接妖魔化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如果拜登获胜,这些人将面临真正的清洗,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4)指责特朗普和所有美国的爱国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为法西斯主义;试图将特朗普描绘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主要是普京。等等。

在这种党派间的激烈对抗中,其中一部分共和党人——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像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比尔·克里斯托)——反对特朗普,导致整个美国社会出现了尖锐的两极分化。2020年秋天的今天,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背景下,大选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不同于其在过去100年美国历史中的模样。这段历史要从凡尔赛合约,威尔逊的十四条全球主义原则和外交关系协会的成立开始算起。

3

90年代:全球主义者的光辉一刻

诚然,特朗普并非以一己之力打破美国精英的全球主义共识,使美国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自21世纪初以来,特朗普已成为深层次地缘政治进程的一个征兆。

20世纪90年代,全球主义达至顶峰,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美国的直接代理人在俄罗斯领导层中掌权,中国开始借鉴资本主义制度,这造成了“历史终结”(福山语)到来的假象。与此同时,全球化仅遭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域外组织的公开反对,但这反过来被美国中情局和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美国盟友控制,而一些“流氓国家”像伊朗和仍然实行共产主义的北朝鲜,本身并不构成较大危险。这表明全球主义的统治是全面的,自由主义是征服所有社会的唯一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是唯一的经济制度。而距离构建世界政府,仅有一步之遥。这是全球主义者,尤其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战略目标。

4

多极化的最初迹象

但是自21世纪初以来,事态急转直下。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避免了解体和进一步的衰落,而它最终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本是全球主义者胜利的必要条件。俄罗斯开始走上恢复主权的道路,并用了20年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成为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一极,虽然仍逊色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但已不再像90年代那样奴隶般地服从西方。

与此同时,中国以经济自由化为武装,将政治权力保留在共产党手中,避免了苏联的命运,避免了崩溃、混乱,避免了以自由主义标准衡量的“民主化”,逐渐成为与美国比肩的经济强国。换言之,多极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除了西方本身(美国和北约国家),至少还得加上两个相当重要的力量——普京的俄罗斯和中国。而且,这种可供选择的世界图景展现得越为清楚,在这一图景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的西方以外的,实力日益强大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像共产主义中国和保守主义俄罗斯),就会更加让自己声名远扬。

两个国家都存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这虽然还不会成为真正的意识形态的替代,不会成为反霸权的力量(据葛兰西的观点),但已经有些苗头。在21世纪,世界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多极世界,但毫无疑问不会再是绝对的单极世界。全球主义开始窒息,并偏离其既定的轨道。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之间出现分裂。此外,西方国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并日益表现出对自由全球主义精英霸权所掌控的社会的不满。

伊斯兰世界也没有停止对伊斯兰价值观的斗争,然而,伊斯兰价值观已不再被严格认定为原教旨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全球主义者所控制),伊斯兰世界开始获得更清晰的地缘政治形式,这表现为(1)中东地区(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部分地区)什叶派的崛起;(2)埃尔多安的逊尼派土耳其的独立发展——直到与美国和北约发生冲突;(3)海湾国家在西方和其他强权国家(俄罗斯、中国)之间摇摆,等等。

5

特朗普时刻:大转折

唐纳德·特朗普胜出的2016年美国大选,正是在全球主义和全球主义精英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

就在那时,在自由主义共识的前沿,一股新的势力出现了:即美国社会中那部分不愿意将自己定义为全球主义精英的人们。对特朗普的支持成为了他们对全球主义战略所投的不信任票,而他们中不仅有民主党,还有共和党。因此,在单极世界的大本营,在全球化的总部,这种分裂暴露无遗。

在极度的蔑视下,他们,即所谓的可悲的、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的大多数站起来了。特朗普已经成为美国民粹主义觉醒的象征。

于是真正的政治回到了美国,并同时带来了意识形态的争端,废弃文化(译者注:cancel culture,类似于文化抵制,从文化圈拓展到政治、商业和学术等各个领域,废弃的方式也从抵制作品升级为要求道歉,甚至强制辞职),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美国历史纪念碑的破坏成了美国社会在最根本问题上存在深刻分裂的表现。

美国的共识瓦解了。从现在起,精英和大众,全球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成为成熟和独立的两极——他们拥有各自的替代策略、计划、观点、评估和价值体系。特朗普摧毁了美国,粉碎了精英共识,破坏了全球化。

当然,他并非孤军奋战。但或许是受到非典型保守主义和反全球主义史蒂夫·班农(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熟悉欧洲保守主义,甚至熟悉格农和埃沃拉的传统主义的罕见案例)的意识形态影响,他才大胆地超越了主流自由主义思想,开启了美国政治故事的最新一页。在这一页,我们可以清楚的读到这句话,即“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

6

2020年美国大选:一切都岌岌可危

2020年12月大选的结果将决定:(1)世界秩序的架构(特朗普胜选:向民族主义的过渡和事实上的多极化;拜登胜选:全球化痛苦的延续);(2)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特朗普胜选:美国优先;拜登胜选:对世界政府的孤注一掷);(3)北约的盟友(它的解体有利于塑造一个更严格地反映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构,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作为全球化的大本营,也不是像拜登那样作为超国家自由精英保留大西洋主义集团的工具);(4)主流意识形态(特朗普的右翼保守主义,美国民族主义和拜登的左翼自由全球主义,美国的身份最终将被消除);(5)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端极化(特朗普胜选,共和党中旧保守主义的影响将增加)或者回归两党共识(拜登胜选,共和党中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将增加);(6)甚至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命运(特朗普胜选,它将得到保存;拜登胜选,它将被废除)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医保的命运、“特朗普墙”,甚至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都变得次要了。美国的分歧如此深刻且根本,以至于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还能否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大选中存活下来。这一次,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斗争,是两个相互激烈对立的社会之间的斗争,而这不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景象,其结果根本不取决于任何东西。美国命悬一线。无论这场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情况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转变。

这就是我们讨论“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以及这如此重要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命运就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命运。

7

心脏地带现象

自麦金德时代以来,地缘政治最为重要的概念是“心脏地带”,而麦金德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它代表的是与“海权”文明相对立的“陆权”文明的核心。

麦金德本人,以及发展了他的思想和见地的卡尔·施米特,都谈到两种文明间的对抗,而不仅仅涉及地理环境中的力量战略部署。“‘海洋文明’体现了扩张、贸易、殖民化,但也体现了“进步”、“技术”、社会及其结构的不断变化,反映了海洋流动的元素,就像鲍曼口中的流动社会。”这是一种无根的文明,移动的、流动的、“游牧式的”文明。“‘陆地文明’在经济上与保守主义、恒常性、同一性、稳定性,与具有普遍的精英统治和不变的价值观、有根的文化、安定性相关联。”

因此,心脏地带也获得了一种文明的意涵,它不仅是远离海岸和海洋空间的领土区域,而且还是一个保守特性的矩阵,即一个根深蒂固的区域,一个身份认同最集中的区域。

通过将地缘政治学运用到美国的当代结构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得令人惊奇的画面。美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坐落在两个海洋中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不像俄罗斯,虽然美国历史是从东海岸开始,并逐渐向西移动,但美国没有那么清晰地从中心向一极的转移,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两个沿海地区都足够发达,代表具有强烈“海洋文明”印记的两个部分。

8

各州和选举中的地缘政治

于是,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拿来各州的政治地图并根据哪个州长和哪个政党在各州占主导地位的原则,用两个主要政党的颜色涂上它,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三个条纹。

东海岸是蓝色的,大城市在此集中,因此由民主党所把控;美国的中部——飞越区、工业区和农业区(包括“单层美国”),也就是心脏地带本身——几乎全是红色的(共和党的势力范围);西海岸同样是大城市、高科技中心,因此也是民主党的蓝色。“欢迎来到经典的地缘政治,也就是‘大陆大战’的前线”。

因此,美国2020年大选不是由许多(几个)文明区组成,准确地说是由两个文明区组成——位于中心的心脏地带以及两个代表着或多或少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与中心地带截然不同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是民主党的地盘。那里是最活跃的BLM、LGBT +、女权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反法西斯恐怖主义组织)抗议活动的温床,并参与了民主党支持拜登和反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似乎仅是沿海地区。而特朗普给了美国心脏地带发言权。因此,美国红色中心被激活并采取行动。特朗普是这个“第二美国”的总统,这个“第二美国”在政治精英中几乎没有代表,与全球主义者的议程几乎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由小城市、基督教徒社区和教派、农场乃至大型工业中心、被产业空心化和廉价劳动力摧毁和荒芜的地区所组成的美国。

这是一个被抛弃、被背叛、被遗忘、被羞辱的美国;这是不幸者,有根的、真正的本土美国人的家园。不管他们是白人还是非白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这个中心地带的美国受到沿海地区的排挤,正在迅速消失。

9

美国心脏地带的意识形态:旧民主

重要的是,美国人自己在最近发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研究所的倡议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该研究所将致力于制定位于美国中部的微型城市、小城镇和工业中心的振兴计划。研究所的名字不言自明:“心脏地带向前冲!”(Heartland forward)。而“心脏地带向前冲!”本质上是对特朗普口号“让我们使美国再次伟大”(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解读。

在保守派杂志《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2020年秋季刊第三期)近期刊出的一篇文章中,政治分析家科特金发表了有关同一主题,即心脏地带的复兴的重量级材料——“心脏地带的复兴”(The Heartland’s Revival)。虽然在完整意义上,科特金还没有得出“红色州”事实上代表着与沿海地区相区别的文明的论断,但他从务实和更为经济的立场上出发,实则已经接近这一结论。

美国中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其居民受“旧美国”范式的主导,这一范式包括“旧民主”、“旧个人主义”和“旧”自由观。这种价值体系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或任何傲慢的知识分子、大都市和国家频道的记者通常形容普通美国人的其他贬义词无关。

如今的美国是一个有着各种特质的美国,但是从前的美国,即传统的美国中那种始于开国元勋时代,对待个人自由的原始意志略微被冻结了。它最明显的代表是仍然穿着18世纪风格的阿米什教派,或者是犹他州的摩门教,他们自称是一个怪诞但纯粹的美国教派,与“基督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旧时代的美国,一个人可以有任何信仰,无论想什么还是说什么都很自由。

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源头,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所有关系只有在强有力行动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澄清。同样的,这样的行动只有一个标准,即它管用或者不管用,仅此而已。没有人能对一个人应该思考、说话或写作的“旧自由主义”指手画脚。政治正确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只需要清晰地表达你的想法就可以了,理论上可以是你喜欢的任何东西。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是“美国梦”的精髓。

10

宪法第二修正案:武装保卫自由与尊严

美国心脏地带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它还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本土意识形态,而且,它更偏向共和政体,一定程度上反欧洲(特别是反英国),承认权利平等和自由的不可侵犯。而这种立法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拥有和携带武器的自由权利上——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对这样一个“红色”(共和党的颜色意义上的)美国的整体意识形态的总结。“我不拿你的,但你也不要碰我的。”这是对刀、手枪、步枪,甚至突击步枪或机枪的概括。这不仅适用于物质——也适用于信仰和思维方式,以及自由的政治选择和自尊。

但是沿海地区,“海洋文明”的美国领土,正遭到蓝色州的侵蚀。这样的“旧民主”,这样的“个人主义”,这样的“自由”,与政治正确的规范、越来越偏执和咄咄逼人的取消文化无关,与拆除内战英雄纪念碑或者奉承非裔美国人、变性人、身体积极运动的狂热爱好者(“body positive”运动,源于美国,意指所有的身体都有同样的价值,体型不存在好坏之分,译者注)无关。“海洋文明”将“旧美国”视为一群“可悲的人”(希拉里·克林顿语),一种“法西斯分子”和“低等人类”。在纽约、西雅图、洛杉矶和旧金山,我们已经在与一个不同的美国打交道——与自由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后现代教授、歪曲和违背规范的无神论的倡导者组成的蓝色美国打交道,将一切类似宗教、家庭和传统的东西排除在允许的范围之外。

11

美国的大陆大战:接近尾声

两个美国——陆地美国和海洋美国——今天在一场无法妥协的总统大选中相遇。而且,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显然都不会承认来自对立阵营的胜利者。拜登坚信特朗普“已经伪造了大选结果”,而他的“朋友”普京在格勒乌(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译者注)、诺维乔克(前苏联研发的一种军用级神经毒素,译者注)、奥尔加喷子和其他“俄罗斯宣传”的多极生态系统的帮助下“已经介入了”。因此,民主党人并不会想要承认特朗普的胜选。这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个骗局。

最为一贯如一的共和党人同样这么觉得。他们认为,民主党在大选中动用了非法的手段,美国事实上正在发生一场反对特朗普和其政府的“颜色革命”。 在它的背后,是其组织者完全透明的痕迹,他们是主要的全球主义者和特朗普·乔治·索罗斯(Trump George Soros)、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新民主”的狂热分子之一,是美国“海洋文明”最聪明和最坚定的代表。因此,共和党已经做好了抗争到底的准备,尤其是因为民主党在过去4年中对特朗普及其任命者的怨恨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拜登最终入主白宫,对部分美国当权派,至少是对特朗普任命之人的政治镇压将会波及到前所未有的范围。“这就是一块美国巧克力在我们眼前破碎的样子,可能破碎的轮廓变成了一场真正战争的前线。”

这不再是一场大选,这是全面内战的第一阶段。在这场战争中,两个美国将激烈交锋,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民主、两种自由、两种身份、两种相互排斥的价值体系、两个政治家、两种经济和两种地缘政治的博弈。

如果我们现在理解“美国大选中的地缘政治”是多么重要,世界将屏息以待并将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情,包括新冠肺炎大流行或者局部的战争、冲突和灾难。在世界历史的中心,在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中心,清晰地存在着“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大陆大战”的美国战场,美国陆地vs美国海洋。

文章来源:

Alexander Dugin,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Elections, Geopolitica, October 14,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geopolitica.ru/en/article/geopolitics-american-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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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师”杜金2月28日再评乌克兰局势[color=rgba(0, 0, 0, 0.3)][backcolor=rgba(0, 0, 0, 0.05)]原创 [color=rgba(0, 0, 0, 0.3)]越东译 [url=]GL对言AS [/url] [color=rgba(0, 0, 0, 0.3)]2022-03-06 00:20
[color=rgba(0, 0, 0, 0.5)]收录于话题
#乌克兰[color=rgba(0, 0, 0, 0.3)]9个

#杜金[color=rgba(0, 0, 0, 0.3)]2个



作者:亚历山大·杜金,俄罗斯欧亚主义倡导者、最具权势的哲学家。


P概述了Ukraine军事行动目标: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这一方案非常具体。为了进行强制的非军事化(除此以外的所有方法都已用尽,未曾产生一丝效果),必须对整块领土进行完全的军事战略控制,完全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和行政。这不是请求或者愿望,而是命令。要确保它的实施,就必须建立一个直接和明确的等级制度。 当然,当敌对行动正在进行时,谈论实施既定目标还为时过早,但完全不予考虑将是不负责任的。这一行动代价高昂。人们正在死亡,并将继续死亡,唉,越来越多,直到取得彻底的、毁灭性的(不可逆转的!)胜利。而这正是它的开端,或许恰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了不葬送胜利,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 显而易见,仅仅满足让一些忠于Russia的力量在Ukraine上台是不合理的。我直接把它称为“背叛”。 P非常正确地称我们正从反俄势力手中解放乌克兰。但根本不可能有另一个乌克兰。乌克兰,无论是作为一种规划,还是作为一个实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然只会是反俄的。否则,为什么要有一个独立的国家? 因此,打败乌克兰和拯救乌克兰是一个逻辑上和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当然,可以反复削弱它的军事潜力,坚持惩罚民族主义罪犯。但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你仍让乌克兰继续存在下去,即便是在亲俄力量的控制下,一切又会故态复萌。乌克兰的政治进程是有其逻辑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精英,而是在于国家的本质。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开始,她就一直在重复同样的模式。乌克兰只能是寡头政体。这意味着它注定要成为反帝国的。 然而,像现在正在部署的军事行动只能发生一次。因此,莫斯科只有一次机会来解决乌克兰问题。这是最后一次。我们不能承受任何2.0版亚努科维奇(乌克兰前亲俄总统,后被迫下台——译注)。 我相信,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东斯拉夫联盟,其中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如果乌克兰人和部分白俄罗斯人拒绝称自己为“俄罗斯人”,认定这只指大俄罗斯人(“莫斯科人”),即创造了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罗斯、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沙俄帝国的人,那么我们很难对该词进行更广泛的解释。这一点必须被考虑到。但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以及鲁塞尼亚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散布斯洛伐克、乌克兰等地—译注])毫无保留地自认为东斯拉夫人。因此,让我们把东斯拉夫人团结在一个政治联盟中。而且无论他们在较低的民族分类层面上如何定义自身,我们都将建立一个由东斯拉夫人组成的共同领导层。最主要的是要摆脱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束缚。毕竟,正是它们导致了类似当前乌克兰战争这样自相残杀的战争。东斯拉夫人联盟将保留民族,废除人为虚构、故意挑衅的国家。 谁住在俄罗斯?谁想住在俄罗斯?东斯拉夫人联盟的所有公民。谁住在乌克兰或白俄罗斯?他们。这就是大俄罗斯人的国家吗?不,这个国家属于东斯拉夫人和其他与东斯拉夫人命运相连的民族。 我们没有与乌克兰交战。这不是一场与乌克兰的战争。这是在对抗地球上的全球主义。 这种对抗发生在所有层面: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俄国拒绝全球主义的一切内容:既包括单边主义、大西洋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反传统、技术统治、“大重置”。显而易见,所有欧洲领导人都属于大西洋自由主义精英。我们正在与之交战。他们自然会那样反应。 俄国如今被排除在全球主义网络之外,别无选择:要么建立自己的世界,要么随风消亡。 俄国已经制定了一条建立自己世界和文明的路线。现在,第一步已经迈出。然而,面对全球主义,主权只能是一个巨大空间、国家大陆、国家文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抵抗完全切断联系。俄罗斯正在创造一个全球抵抗的领域。 它的胜利将是不分左右、所有民族的替代性力量的胜利。我们一如既往地开启了艰苦卓绝、危险至极的进程。 然而,一旦我们赢了,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这就我们的目的。我们正在创造条件,实现真正的多极化。那些现在准备杀死我们的人,明天将是第一个从我们的事业中获利的人。 我几乎总是预言成真。这次也不例外。 对俄罗斯来说,与西方决裂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救赎。 现代西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欧洲金融家族——译注)、索罗斯(金融大鳄——译注)、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译注)、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脸书创始人——译注)胜利的地方,是世界史上最令人憎恶的现象。 它不再是希腊罗马地中海文化的西方,也不是基督教的中世纪,更不是暴力冲突的20世纪。它是文明有毒废物的坟场,是反文明的。 而俄罗斯越早、越彻底地脱离它,就能越早地回归它的根源。回归什么?回到基督教—希腊罗马—地中海—欧洲的根……也就是说,回到真正西方的共同根。 这些根也是现代西方的根,却被西方切断了。但它们留在了俄罗斯。 现在只有欧亚大陆在抬头挺胸。自由主义如今在俄国完全失去了根基。 俄罗斯不是西欧。俄罗斯跟随古希腊、拜占庭和东方基督教,并且仍然秉持这条道路。是的,走的是“之”字形弯路。有时走入死胡同。但它正在前进。 俄罗斯起身捍卫传统价值,对抗现代世界,反叛现代世界。你们难道不明白吗? 欧洲必须与西方决裂,甚至美国也必须跟随那些拒绝全球主义的人。然后大家就会理解发生在乌克兰的现代战争的意义。 许多乌克兰人过去对此都很清楚。但可怕狂热的自由主义—纳粹主义的愤怒宣传让乌克兰人将这些抛诸脑后。他们会清醒过来的,为了光明之国、传统和真正的欧洲基督徒身份,与我们并肩作战。乌克兰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与西方决裂不是与欧洲决裂。它是与死亡、堕落和自杀的决裂。这就是拨乱反正的关键。而欧洲本身(欧洲人民)应该以我们为榜样:推翻反人民的全球主义者军政府,并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之家、一座欧洲宫殿、一座欧洲大教堂。 停止仇恨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冷静。军事行动迅速展开,不仅让敌人,也让朋友们大吃一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此,各方都爆发了歇斯底里的情绪。但在此必须明白:那个国家为了与我们作战,已经备战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要控制这样一个军备良好的大国,一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够的。首日快速推进,但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事情也不可能同样迅速发展。这需要所有人保持耐心,头脑清醒。 在我看来,有几点至关重要: 1)爱国者们害怕我们在某些条件下会止步。这纯属虚妄的恐惧。莫斯科只有在目标清晰的情况下才会开始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几乎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哪怕是核讹诈)。因此,一切都将被带向最终目标。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任何形式。 2. 自由主义者(坚持己见的俄国敌人)和情绪化的和平主义者(无视地缘政治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人)陷入幻想,以为抗议和网上请愿可以改变什么(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3.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俄的所有措施只会加强爱国主义,最终削弱自由主义。它不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毕竟,只有意识形态上狂热的货币主义者才会相信货币发行局是唯一的货币模式。他们不想听到“金融主权”的说法。国家需要多少钱,就可以尽可能发行多少钱。为了同时抑制通货膨胀,可以采用格鲁什卡的双回路发行计划。反正西方也没有给我们高科技。对我们来说,亚洲能源市场可能无穷无尽。因此,让我们坚持下去,不断变强。 4. 痛苦的乌克兰新纳粹分子正在绝望地试图入侵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按理说,这些人应该会被动员起来对我们进行实际的物理攻击,哪里会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网络活动到底从何而来?显然是乌克兰以外的势力在攻击我们。2014年后,乌克兰本身只是在掩护北约针对我们的更大地缘政治战略。因此,我们将消除这个掩体。 5. 乌克兰人过去和将来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让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是东正教的东斯拉夫人,有着共同的根,不同的曲折历史,有着共同的未来。没有人能够对此做什么。我们曾数度分手,又重归于好。乌克兰人不是敌人,他们是我们的。我们必须得到尊重。我们很快将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他们只会从中受益。我们必须确保他们受益。但只能从团结而非自相残杀中受益。 所以需要制止仇恨。 格鲁吉亚及其中立 格鲁吉亚不跟随西方制裁,这是非常理智和正确的行为,可能仅仅是源于冷酷的计算和维护国家地位的愿望。但总之是明智之举。兄弟般的东正教格鲁吉亚人民也经历了全球主义的诱惑,并遭受了可怕损失。但乌克兰即将不复存在。每个略知一二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你不会希望任何其他国家也重蹈覆辙。 若是格鲁吉亚继续采取适当的行动,这肯定会引起莫斯科相应的积极反应。在危急情况下,任何姿态都变得非常重要,即便它是一个中立的问题。 关于被动的好人 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明智之人专注而腼腆,有时会导致被动。败类则积极主动,相当无耻。为了不沦为败类,让我们还是参与光明与黑暗的历史之战吧!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在各个层面支持我们的人民:祈祷、思考、斋戒、文字、文本,甚至重印重要有序的信息(不是什么都要重印)。 根据卢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提出“社会系统理论”——译注)的看法,在信息流中,系统首先抛弃了非必要、不相关或被感染(被编码)的信息。于是,信息变成有意义的讯息。一条精心挑选的新闻公告,从信息流中分离出来,可以正确引导读者,创造出正在发生之事的合适画面。任何睿智之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只是我们似乎什么都不在乎。当我们活跃、专注和清醒时,我们就会产生影响。 西方的B计划显而易见,西方已经放弃了乌克兰。但他们也有B计划。它很容易被推演出。赌注是在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间。在无边界的俄乌共同领土上会出现恐怖活动的中心。他们将在乌克兰活动,反对官方当局和俄军,但也会蔓延到俄境内。大都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被礼貌地要求庇护几个带着地雷的纳粹分子,以便他们能够组织一次恐怖袭击。其目的是制造混乱,为政权更迭行动提供前提条件。外国教官为此摩拳擦掌。 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时也有类似的计划:打赌被俄国禁止的塔利班将在中亚开辟一条反俄的南线。 这个计划必须被考虑。做好你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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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6 15:52:33 | 显示全部楼层
【俄罗斯思想研究】徐衍: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color=rgba(0, 0, 0, 0.3)]徐衍 [url=]欧亚研究 [/url] [color=rgba(0, 0, 0, 0.3)]2019-05-27 17:25
编辑手记:亚历山大·杜金(А. Г. Дугин)是当代俄罗斯最活跃的理论家、政治分析家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其政治思想的相关研究对于理解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徐衍老师,作者提出,亚历山大·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以及“第四政治理论”,作为俄罗斯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单极世界秩序的替代物,源于右翼的保守主义思潮。其思想根基实则源出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两位思想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论”政治的思考启发了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给杜金构建“多极化文明”的地缘政治思想注入了活力。鉴于海德格尔也曾以将俄国和德国进行类比的方式,对前者的地缘政治前景表示过担忧,杜金的政治哲学可算作是“右翼海德格尔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复兴。这一思想旨在重新挖掘后期海德格尔思考“另一个开端”的哲学遗产,希冀俄国能以“多极化文明”的名义承担起复兴欧亚文明的任务,以海氏的“后形而上”时代,借由欧亚文明特殊的、地域化的“历史的延续”,对抗普世化、全球化的“历史的终结”。
————以下正文————

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俄罗斯知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家,这一身份与事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便开启了。彼时的杜金早就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阵营的显要人物:他先是在利莫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担任要职,2000年以后,又作为“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政治运动的旗手,继续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自此,新欧亚主义几乎就成了亚历山大·杜金的代名词。其实,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并非全新的事物。它脱胎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欧亚主义”运动。该运动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其核心人物也是当时俄罗斯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有出身世袭公爵家庭的比较语言学学者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出身官宦家庭、拥有惊人语言天赋的跨学科天才萨维茨基(Пётр Савицкий),出身文职将军和石油公司董事长家族的出版人苏夫钦斯基(Пётр Сувчинский)和出身敖德萨神职人员家庭、自幼接受宗教思想熏陶的弗罗洛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等。[1]第一代的“欧亚主义”总体而言坚持的是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纯正性,亦即,俄罗斯民族主体是属于兼具欧洲和亚洲文化特性的跨文化民族,也就是“欧亚”的,而非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的民族。因为自13世纪至15世纪,俄罗斯民族都一直是处于蒙古人的统领之下。第一代“欧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断”是:应当用思想专治制度,即“公正之国”,来取代世界现存的民主制度。所谓的“公正之国”,是在古俄罗斯就形成的、倡导“国家从属于永恒性本原的思想”的概念。[2]而按照亚历山大·杜金在后苏联时期提出的“新欧亚主义”的理论解释[3],欧亚地区应该致力于重建并发挥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广泛影响力,而这又需要依靠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进步力量,重新发现其深厚的历史和传统价值观,借以抗衡由美国和北约主导的“大西洋”势力。[4]近年来,尤其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映衬下,亚历山大·杜金的政治思想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杜金的思想和俄罗斯的现实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身为政治理论家的杜金甚至被称为是“普京的大脑”、克里姆林宫的“智囊”。[5]于是,欧美思想界对杜金的政治思想越发重视起来,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很快被翻译成德、英等主要西方语言。[6]


虽说杜金被誉为俄罗斯政治和政策的幕后推手,但事实上,杜金的“政治哲学家”的身份还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遑论重视了。此外,近年来,杜金的政治思想越发受到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影响,这一点似乎也并没有被人们注意到。本文认为,首先,要全方位了解身为政治哲学家的亚历山大·杜金的思想,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其过去十年里日趋成熟的政治思想当中深受海德格尔启发的诸多方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何种意义上如杜金思想所示的那样,海德格尔可以被视为其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来源。这其中,内含于海氏思想中的激进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革命传统,可视作是杜金著名的“第四政治理论”(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的理论源泉。再者,有鉴于海德格尔曾宣告,西方形而上思想的现代性在当代会面临终结,并且完结之后的西方思想将会重新见证一个全新的“另一个开端”,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政治思想,也正是力图在当今世界以俄罗斯为中心、寻找这“另一个开端”的尝试。第三,杜金对海德格尔的右翼立场的理解与流行于拉丁国家的主流解释,即所谓的“左翼海德格尔思想”截然不同。虽然这些思想资源也都可以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找到出处,但随着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的出版,欧美学界日益意识到,对海德格尔的解释采取右翼立场,是符合海德格尔思想的原始意图的。最后,因为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还认为,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正经历着一个从日趋全球化和单极的世界向一个由各种不同文化传统所主导的“文明多极化”的时代转变的过程,所以,考察海德格尔和另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对西方地缘政治处境的分析,亦即“大空间”理论,是理解杜金政治思想的重要补充,因为“第四政治理论”的地缘政治思想,其智识来源正是卡尔·施米特。


一、杜金、海德格尔和激进保守主义的回归


杜金认为,目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地缘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分别是“欧亚秩序”和“大西洋秩序”,而且这两股势力是互相对立的,其对峙状况非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抗衡。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应陷入低潮,欧亚秩序亟须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这股新的思潮将是一股代表了欧亚地区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力量,以戮力抗衡主导欧美的大西洋意识形态,或曰大西洋秩序。换言之,新的欧亚秩序将会是一个和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分庭抗礼的智识力量。这便是杜金在其著作《第四政治理论》中所表达的主要理论诉求。他认为,20世纪主导了西方思想的政治思潮主要有三大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且迄今为止,自由主义是三者中唯一在21世纪的西方仍旧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流思想。法西斯主义随着第三帝国的溃败早已挫败,共产主义也在苏联解体后逐渐式微,至少在西方已不再是一个广泛被接受的意识形态选项了。杜金在《第四政治理论》中勾勒并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以上三大思想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他称其为“第四政治理论”。杜金在对以往政治思潮中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传统和“民族特殊性”的传统等若干范畴加以保留的同时,拒斥了他们各自腐朽的部分:弥漫于欧美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充斥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世俗和物质主义”,以及贯穿德国法西斯主义始终的“种族主义”。此外,杜金认为,他在这个综合和扬弃的过程中,将这三种思想中所共有的“普遍的、单极的和单一的历史目的论”也一并涤荡掉了。[7]这一综合的结果即是一个杂糅的体系,它融合了反物质的精神性、反个人主义的共同体主义和反普遍主义的特殊性理论三重路径,旨在凸显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这诸多传统在保留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它们多样化的宗教、精神和智识方法在通达终极意义上的融贯性。


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不仅明确拒斥了流行于20世纪的意识形态中所共有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而且坚决否定了隐藏在这些思想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念,因为它们都是世俗目的论的、进步主义的和乌托邦的。[8]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政治理论继承的是20世纪晚期“后现代”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发起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发起的这一波攻势,反对的是肇始于17世纪晚期欧洲启蒙思想对所谓自主、理性、独立的个人主体的崇拜。不过与此同时,杜金也预见到了“现代性的终结”。他深知,启蒙时代之后的后现代主义世界绝非形势一片大好;虚无主义和冷漠厌世是后现代的必然产物。于是,杜金号召人们对此发动积极的反抗。[9]事实上,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不同于后现代性的特征,被他自己称为是一种“超现代性”;这是一个他借自尤里乌斯·伊沃拉(Julius Evola)而自创的概念。用杜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犹如驾驭一头野兽,也就是说,充分挖掘它的力量为自己所用,但同时发现它的弱点并克服,而不是尝试避免或者忽略它们,抑或直接与野兽的獠牙和利爪硬碰硬”。[10]对此,杜金写道:


径直越过后现代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第四政治理论必须回溯到现代性的先驱、回去直面现代性抗争的对象,即便它最终变成和后现代性几乎完全无关的东西。我们必须回归传统,回归到前现代,回到遥远的古代,回到神学,回到神圣的学问和古代哲学。[11]


所以说,尽管启蒙现代性借助反传统和反迷信的名义与前现代性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现代性却变得越发对此无动于衷、无能为力,最终沦为了一个特设假定(ad hoc assumption),亦即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却不能提供任何理论支持和方案的反驳。[12]因此杜金的这一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姿态所采取的战略,便是要通过重新发掘前现代的遗产,并将其再一次激活,借此以对抗的姿态回应这一莫衷一是的态度。不过杜金也强调,他的第四政治理论中所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和现行的欧洲保守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第四政治理论保守主义不同于诸如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和尤里乌斯·伊沃拉等人的原教旨-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因为后两者的立场根植于一种向着前现代价值观的回归和转向,其做法不仅过于简单,还显得和现时代格格不入,可谓是一种反动的思想。再者,第四政治理论的保守主义也迥异于以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或者说一种维持现状的守成保守主义,后者的基本立场并不反对启蒙理性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只不过不赞成这种现代性往极端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了后现代的种种表征。[13]亚历山大·杜金本人的保守主义思想既非向后看,即简单地回归往昔,亦非向前望,走入后现代主义的死胡同,陷入空洞的虚无主义。


杜金提出的第四政治理论,倡导的是一幅以多极全球政治秩序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图景。在这一情形下,他所谓的“第一政治理论”,亦即自由主义将被大大削弱,甚至可以说被挫败,取而代之填补这一意识形态空白的,自然就是第四政治理论。杜金引入的这第四条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谓是一项参与全盘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范式的“邀请”。[14]第四政治理论所构想的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和以西欧以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截然对立的。也因此,这一理论坚定的反现代主张摆出的是一种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国——的姿态。总体而言,《第四政治理论》这本著作所关切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首先,它关注的是俄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和历史命运。彼时,冷战末期,弗朗西斯·福山曾对苏联抱有很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苏联不会不愿意加入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中去,因此问题并非苏联是否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而是其参与度有多高。[15]当然,随着日后俄罗斯政权在普京的领导下日渐稳固,福山多年前的言之凿凿如今看来不免有些讽刺的意味。福山的误判源于他采纳了一种线性进步的史观,其本质上是对世界政治大环境所持有的启蒙派立场。但这一据福山所称承袭自黑格尔-科耶夫一脉的思维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亦即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对历史演进的态度却是反现代的,而且他们对政治环境的设想和理解也是非线性的。而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似乎也进一步证伪了福山的想法,因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和西方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渐行渐远。而此刻,杜金在俄罗斯后苏联时代政治强人治国的背景下抛出第四政治理论,亦可谓恰逢其时。对此,杜金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坦言:


与此同时,普京又登台掌权,开启第三任期,这也是他和自由主义断然决裂的时刻。如今,普京业已接受了欧亚主义和激进右翼的思路,和[我的]第四政治理论越走越近了。这一举措正在进行。可以说,现在普京所倡导的政治现实主义正在和第四政治理论以及升级版的欧亚主义联手共进。[16]


尽管杜金的这一描述未必属实,但却反映出他的理解与理论抱负。《第四政治理论》分析的第二个重点是西方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的没落。虽说这个命题至多只能称之为是一个有待检验的断言,但杜金绝不愿意看到自由主义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而且,对所谓随着法西斯的垮台、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式微,自由主义应该实至名归地成为唯一主导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潮这一说法,杜金也是明确不予接受的。因此,假如像杜金所言的那样——虽难免有大而化之的嫌疑——西方政治思想的主体就是“历史终结后”胜出的自由主义,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第四政治理论》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篇目标直指自由主义的宣战书——它举起了保守主义的大旗,将自由主义视为大敌,对其发起了猛攻。在杜金看来,西方自由主义的漏洞是足以致命的,它铺设了一个无神论的陷阱,而“从中突围的路只有一条”,[17]这条出路就是“拒绝经典的政治理论,不管它们曾几何时是输家还是赢家;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把握住新世界的现实情况,正确地认识到后现代性的挑战,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这种新的事物[必须]超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斗争……第四政治理论是超越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尤其是[超越]自由主义的……[它]将重新定义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被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18]杜金在以上那篇论及普京的政治主张和自己理论相似之处的访谈中也曾说:


自2008年起,当我在形成第四政治理论的核心主张之时,我就已经明确拒绝了第二或者第三政治理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它们对我而言也不再有吸引力了。反之,我将精力全部集中在了阐发这个完全独立的第四政治理论上;这一理论要和现代性坚决地划清界限。[19]


本文认为,杜金自己这一支的保守主义路线,同时也是他理论建构的基础,根植于一战和二战期间,尤其是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在这一思想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派别以及人物是以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以及埃德加·容(Edgar Julius Jung)和卡尔·施米特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保守派(die Jungen Conservitiven),以及民族革命派(die Nation-revolutaere)的代表恩斯特·荣格(Ernst Juenger)。[20]尽管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既孕育了保守主义革命运动,又滋生出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但这两股思潮却截然不同。保守主义从根本意义上说,具有反现代性的特征——它对现代性的诸多面向,比如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都是明确反对的。不过,杜金认为,虽说这股保守革命力量对现代性采取的是负面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仅仅是怀旧式的反动:保守革命的力量并不认为现代性是一场不幸的偶发事件;而认为它是一段必然发生的、无法取缔的历史发展历程,而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待它发展到极致后再将其“超克”。故而,保守主义革命所谓的“革命”,就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循环的、而非线性的时间概念。就这一点而言,杜金对革命含义的理解以及对革命本质的把握所体现的,正是这个词原初的意义。“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确的拉丁文原义,指的是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众所周知,这并非人力影响所能及,故而是不可抗拒的,它肯定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相反,这个词明确地表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21]也诚如魏玛时代德意志青年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范登布鲁克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923)中所写的那样:


保守主义试图发现从哪里可以创生出一个新的开端。他不得不既是一个保守人士又是一个反叛者。保守主义思想在所有的人类关系中看到的是永恒和往复;它们时而凸现前沿,时而退居幕后,但它们从不缺席,永远都在为自己伸张。但即便是这种永恒的原则也必须从时间中不断重新创制出来,不断翻新。[22]


正是在海德格尔身上,杜金找到了这类德意志色彩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现当代地缘政治问题的相关性。杜金在其著作《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将海德格尔视为激进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家。杜金进一步认为,就系统性的联系和接触、智识上的影响以及政治思想的亲缘性而言,海德格尔必须被理解为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3]根据杜金的解读,海德格尔哲学关注的问题,恰恰就是激进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智识和精神“革命”:海德格尔的教义是,西方现代性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行将终结;但这给新的开端留下了可能性。这个崭新的西方世界的根基绝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对西方传统的再造和革新。新生的西方世界将摆脱旧有的框架,不再重返现代性的窠臼。正如杜金此书书名显示的那样,这是有关“另一个开端”的探讨;这另一个开端(der andere Anfang)也正是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进入其思想晚期之时提出的一个观念。因而,杜金完全有理由将海德格尔视为保守主义革命运动的哲学传人。杜金写道:


海德格尔是一个“保守主义革命者”,因为正如他自己所理解的那样,人类被召唤去担当“存在的守卫者”……与此同时,冒险跃出一步,进入到另一个开端(这个“革命的”时刻,朝向着未来的开始)。[24]


海德格尔关于一个新的开端的思考,是试图找回迷失于现代性之中的人类存在(Seyn)之根本意义。[25]这个尝试既非反动,亦非怀旧,而是朝向了一个现代性之后的未来。正是海氏这种保守主义-革命性的思想动力,使得亚历山大·杜金将其视为21世纪哲思的奠基性人物。


海德格尔虽然在20世纪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思者,但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完全把握住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遑论因循着他的思路去寻找那另一个开端……因此,21世纪从本质上说,还没有开始:今天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关于意义的东西仍旧属于前一个世纪……唯有当我们真正开始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才能说我们进入了21世纪。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机会作出另一个决定,一个朝向另一个开端的选择。这个选择必定朝向“自在发生”(Ereignis),朝向“四方域”(Geviert)[26]


不过,我们还必须要问: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另一个开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此外,海德格尔的这两个术语“自在发生”和“四方域”,对杜金的政治哲学又有何理论贡献呢?


二、海德格尔和“后形而上学时代”西方的“另一个开端”


海德格尔在其早期未完成的巨著《存在与时间》(1927)中,形成了一个“基础本体论”思想。海德格尔的目的在于重新提出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而这个问题随着西方哲学传统的演进,到了海德格尔的时代却逐渐被人遗忘了。这个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关于“存在(Sein)”之本质的基础本体论问题。海氏所追问的这个存在之本质,不是个别范畴的特定属性,也不是各种存在物本身是什么, 他问的是:“存在本身,它究竟是什么?”。[27]而且,这一追问远非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或者古代哲学的回归。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简单地重述“存在”之问,而是要以一种决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分析式提问的方法重新对此提出追问[28];我们要问的是,存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海德格尔而言,这个含义追问主要不是一个有关西文动词结构“to be”之定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现象学和诠释学意义上的问题。由此,海德格尔之问的实质便是: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是什么使得“此在”(Dasein)能被领会:首先,有意义的存在物在场(present);再者,又是什么使得有意义的实在能被这个此在获得(accessible)。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此在(Dasein)在海德格尔那里的含义并非简单地意指“后笛卡尔”哲学意义上一个积极能动的、自主存在的思想或者行为主体,而是一个在本体论意义上被决定了的、作为实存而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并且富有意义地“存在于-世(Da-sein)”的那个存在。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人是这个‘此’(das ‘Da’),也就是,人是存在之澄明——人就是这样成其本质的”。[29]而在亚历山大·杜金看来,海德格尔的功绩,抑或说他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彻底解构了“后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概念,还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激进但深刻的对人类存在状况的理解,亦即:人类的存在必须以一种非自足性、动态的、时间性的方式来理解。[30]正是这两点,使得杜金认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Dasein)”为自己的第四政治理论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支持,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政治能动者的模式。因而,第四政治理论的这个政治能动者,在杜金看来,就是其余三种现代意识形态行为主体的替代者了。[31]


保罗·戈特弗里德(Paul E. Gottfried)在为杜金《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海德格尔对“此在(Dasein)”的揭示,将人类引领到了一个崭新的未来,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项未竟的事业(Auftrag)——这个唯有我们存在于时间之中方能显现自身的事业。并且,海德格尔强调,人类的存在(Dasein)是由朝向未来的劳作所规定的,直至哪一天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们身上,这一劳作才会停止。因而海氏认为,正是这一“朝向着死亡的存在”才有可能释放出一个未经发现的存在之领域。戈特弗里德认为,杜金的思想完全有理由说是承袭了海德格尔,并深入到了对“存在之历史(Seynsgeschichte)”的探索。[32]


事实上,海德格尔的对“存在之历史”的追问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中,将存在的意义赋予了它在时间维度中的情境特征。这就是说,将有意义的存在者(尤其是“此在”)置于一个动态的、在时间中构成的“意义-情境”里,进而“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就成了一个在时间中构成的、动态的、取决于情境的过程。[33]由此,暗含于古代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存在者对“存在状态本身”(being-ness)的理解就不必然被“重塑”或者说“还原”,而是相反,被“转化”为一种诠释学的模式。这其中,“有意义之存在者”的“在世状态”的时间性、历史性和情境性便不再是可化约的了。然而,这个根本意义上的本体论塑造的使命,因其方法论和概念上的缺陷[34],使得海德格尔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完成整部《存在与时间》,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本体论构想的合理性。


20世纪30年代早期,纳粹势力抬头,保守主义革命运动风生水起。海德格尔自己也在1933年到1934年间和纳粹有过一段短暂的密切接触。这几起事件对海德格尔在那段时间的哲学思考有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在彼时,海氏思想发生了“转向”(Kehre)。海氏后期对“基础本体论”的重新思考,将他导向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开始建构一则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存在-历史”叙事。在这则新的叙事中,这个新的开端不再只是时间序列意义上的重新开始,而是获得了一个本源意义上的新生命。在杜金看来,后期海德格尔关切的重点就在于:首先,重新审视“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时期的希腊哲学,对存在的本质发出追问;其次是对技术(techne)施加于人类生活的统摄加以批判;最终则通过提出“四方域”(Geviert)这个概念,试图重新建构起人类生活的意义。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中,不但详细地分析了这些主题如何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互相联系起来,也解释了一个纯粹被技术所支配的文化如何阻碍、甚至摧毁了对真理的索求,而这一索求本身是离不开人类对事物的神圣感和人类之于宇宙的有限性的。[35]


具体而言,这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新开端,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因为在巴门尼德看来,事物之间所有的差异、对立和否定都可以被消解,从而可以达到一种纯然的、毫无偏见的肯定性状态。这一肯定性,让所有的事物,亦即所有存在,都可以被思想所把握。[36]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西方形而上学经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笛卡尔哲学,最终到达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番改造,其思路的重心逐渐从“存在”本身转向了思考活动本身。更确切地说,它转向了思考的主体和那个能动的自我。并且,这一路向到尼采那里达到了巅峰。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来看,他认为“存在”在后者那里成了无意义的东西,而且经过后者设想中主体的重塑,最终被改造成了“通向权力的意志(Der Willezur Macht)”。因此,作为“通向权力的意志”的生命,在其自我指涉和漫无目的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提升的运动中,将仅仅只有暂时性和工具性的意义——却没能赋予生活真正的价值。


质言之,在这个尼采式的、超现代的、虚无的技术统治时代,意义和价值都成了暂时性的主体建构,成了统治和控制的工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宣告说西方形而上学达到了其顶峰。曾经以理论生活为目的、以沉思为方法的古典哲学[37]如今已风光不再,因为它的形而上根基已被彻底瓦解了。因此,它将逐渐被实证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所规定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后两者将成为积极对自然和社会加以控制和规划的途径。[38]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人类身处这样一个超现代性的时代,要想有真正意义上革新的哲思,就唯有从重新思考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假设开始——通过重新找回西方思想的“原初开端”,通往“另一个开端”。[39]进入思想晚期的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哲学事业就是在为迎接这另一个开端做着准备。不过,海德格尔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开端体系化过。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写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尤其是《哲学论稿》(1936-1938),仅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这个开端的可能性进行论述,并时不时地同形而上学在古希腊的开端作对比。


海德格尔期许的另一个开端,意味着哲学会向超验性、不可企及性以及非在场性敞开。而原本,超验性、不可企及性和在场性,都是人类在探索生命之意义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的、试图理解事物的追问方式;只不过,这些理解方式随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被逐步抛弃了,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在演变的过程中,其传统关注的对象蜕变成了纯粹理性能力本身,而对纯粹理性能力的关注,势必会导向人类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全盘控制和操纵——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被“座架(Ge-stell)”所统摄的意思。[40]“要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就需要拒斥形而上学遗产和‘技术性’的诱惑。”[41]按照海德格尔的要求,另一个开端的哲思之旨趣应该被置于情境化的时空维度中,而且这些维度本身并不以实体的方式在场,而是导向以及建构每一个单个的情境或者事件,指明意义的方向。这个情境化了的背景结构,正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的“四方域”(Geviert)——大地、天空、神、人——这个出了名的艰涩术语所指涉的具体含义。根据杜金的解读,借助这个四方域的框架,有意义之物通过指向终极目标和目的(神),以及有限的、历史的人类居所(人)之极限域,获得了属人的意义。有了“神-人”这一轴后,又可以打开一个智性的、可见的和表象的空间(天空),这其中知觉可以感知到的物质性(大地)便可以被有意义地表达出来,并被情境化。[42]可见,另一个开端不同于古代希腊形而上学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再以被“理念”所构建出来的实体,抑或以事先被理性所构建起来的“存在”来切近存在本身。相反,它将“存在”视为一个不断生成的、处于动态中的“意义构建”之事件,这个事件不断地构筑和情境化有意义的在场:作为“自在发生”(Ereignis)而存在。自在发生,亦即Ereignis,便是后期海德格尔“事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


三、杜金的激进保守主义:右翼海德格尔主义


亚历山大·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指出,尽管海德格尔和激进保守主义有着内在的亲缘性,也曾和纳粹有染,但奇怪的是,海氏思想在政治哲学中的影响,无论在二战前还是二战后,都主要集中在左翼知识界。比如,海德格尔最著名的德裔弟子,就包括了新左派的偶像和理论大师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即便在德语地区以外的地方,海德格尔遗产的最初继承者也主要是诸如萨特(Jean-Paul Satre)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其后,20世纪60年代,另一波的“海德格尔热”又是法国哲人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 Derrida)掀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第三波“左翼海德格尔主义”的理论旗手仍是以拉丁语国家的理论家为代表,其中以法国的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和意大利的瓦蒂莫(Gianni Vattimo)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最为出名。总之,右翼保守主义思想似乎从未从海德格尔那里借鉴过太多的理论资源。事实上,只有在亚历山大·杜金这里,真正的“右翼海德格尔主义”,这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激进保守主义,才得以浮现。杜金曾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将海德格尔隐秘的政治哲学请上舞台。”[43]从杜金关于保守主义革命的视角看,正是“另一个开端”的思想,作为海德格尔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遗产,凸显出其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认为,杜金对海德格尔的解读,比起许多对海氏思想的左翼路径切入更深入,其在很多方面也比后者更加贴近海德格尔的真实意图和愿景。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海德格尔思想日记,也就是俗称“黑色笔记本”(Schwarze Hefte)的陆续出版,欧美学界已经开始重新看待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尤其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了。《黑色笔记本》甫一问世,欧美学界的反应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和他对纳粹不该有的肯定性立场上。欧美学者们捕风捉影般地试图在黑色笔记本的字里行间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证明海德格尔不仅仇视犹太人,更是打心眼里赞许纳粹的行径。不过,随着笔记本一部部被公开并整理出版,对此的研究也陆续在欧美学界取得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发现,《黑色笔记本》实际上并未清晰无误地表明海德格尔积极地响应了纳粹的号召,更不能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黑色笔记本》的整理人之一佩特·特拉夫尼(Peter Trawny)撰写的两本论著:《自由落败:海德格尔的无政府》(2015)和《海德格尔和犹太世界阴谋的迷思》(2016)。两本书处理的主题虽然不同,但都引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海德格尔真正的政治哲学思想应该被归类为右翼,而非左翼。[44]假如说海德格尔属于右翼,那么这就可以证明杜金对海氏思想的理解,亦即认为海德格尔政治哲学代表了一股激进保守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特拉夫尼的研究表明:起初海德格尔对影响20世纪30年代德国思想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乃至于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所谓“世界的犹太化”等观念,都是出于海氏对现代计算理性和技术操控的担忧而产生的。但这些想法到了后期慢慢升级为一种对西方现代性之终结的忧思,其最终的结果便是引发海氏的思想转型:思索另一个开端的可能性。并且,随着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纳粹渐行渐远,他对纳粹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那个时候的海德格尔开始认识到,纳粹自身就是“现代性之终结”的激进、甚至是极端的表现。至于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海德格尔则认为,这是其现代主体主义思想的必然后果,这种现代主体主义的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一种漠视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间区别的极端生命/生物政治。因此,纳粹就是不加约束的现代性的一个表征。[45]海德格尔在写于战后的一则笔记中提到说,假如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成功了,那么他们下一步给欧洲带来的就会是虚无主义了。这就是说,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讲,欧洲就将迎来一个彻底的、被无边无际的操控所主宰的时代,欧洲人就将变成一个完全同质化的、生物化的整体。[46]


所谓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其和左翼海德格尔主义间最重要的差别,体现在两者对海德格尔用来表示“存在”的那个词Seyn的不同理解之中。[47]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从第9页到第142页)对此作了解释。可见这一区分对理解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重要性所在。对左翼海德格尔主义而言,Seyn这个“存在”,指的是造成本体(ontic)和本体论(ontological)间差异的构成性事件;而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则认为它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基础本体论的场域。具体来说,左翼认为,既然所有的根基都是本体论的,而且所有的本体论都是可以摧毁的,那么所有根基就都是可以连根拔除的了。所以,左翼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根基存在,有的只是多样性和偶然性。而在右翼看来,西方哲学的“初次”开端(也就是“前苏格拉底”时代)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自身,因此导致了对存在(Seyn)的遗忘;而海德格尔意欲开启的第二个开端,必须克服透过“存在者”(das Seiende)思考存在(Seyn)本身的做法,必须要让存在(Seyn)解蔽,显示自身。因此,右翼海德格尔主义面向的就是那“另一个开端”——正如杜金《开端》一书的书名所示的那样。如本文第二部分谈到的那样,杜金亦认为,正是海德格尔经由“四方域”这组概念所阐发的事件本体论思想开启了“另一个开端”,因而真正的海德格尔是属于右翼的。杜金基于海德格尔的“四方域”,提出了自己的诠释,认为:


[四方域]正是存在(Seyn)本身。它在“自在发生”中被现实化,将纷争引入到了一切事物之中,在世界的极化力量中,呈现出了张力。而这些极化力量正是基础本体论意义上的战争性力量。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as Seyn)就是战争。因为同时囊括了“是”,[事件本身]和“否”,[虚无。比如说存在中的无dasNitchten im Seyn]。在无/虚无/毁灭和作为存在的存在间的分隔,剥夺了[后者]发生的可能性,也就等于剥夺了作为复数的存在(beings)发生的可能性,而它们诞于战争,亦诞向战争。对海德格尔而言,此种分析和赫拉克利特将战争视为万物之父的主张是吻合的。[48]


虽说如此,但杜金对“四方域”也进行了一些改造。[49]这样,海德格尔的“四方域”就可以被用来帮助我们对“神-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因而,从基础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就没有必要非常迫切地为世俗政治而斗争,也没有必要迫切地需要转向神权政治。而且,“四方域”的含义远远超越了“新的开端”的基础本体论结构的范围。杜金的分析表明,这个多重结构也可以被用来作为一幅将西方形而上学史中对存在之遗忘叠加于上的图谱,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出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对存在之遗忘究竟到了什么程度。[50]可见,存在(Seyn)在“四方域”中的呈现不该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根基。“认为存在(Seyn)是,而且将永远会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是一幅幻象。存在是在敞开中显示自身的;它永远是鲜活的……。”[51]而正是这“新的开端”中存在(Seyn)的偶然敞开性,才是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重点和关切所在。


如果说左翼海德格尔主义基于其对存在(Seyn)的理解选择站在了一个“差异性”的政治存在论立场,而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则因循海德格尔的原意,坚守着基础政治存在论,那么它们在政治哲学上分别代表着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关切:(1)关于律法的神圣性来源;(2)关于“宗教性-神圣性”的回归以及世俗性的退却。考虑到第一个问题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法篇》,而第二个问题和现代性的诸特征,比如世俗化、全球化、技术、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等密切相关,[52]因而本文主要分析第二点,并且重点在于厘清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对此问题的看法。总体而言,左翼海德格尔主义倾向于摧毁神学的根基并建立一个激进的民主制度。反之,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政治理论却远没有那么具有颠覆性,它给后现代时期的神学和政治思想留下了余地,同时对当代民主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53]杜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需要回到海德格尔的“四方域”,并且首先要明白的是:“四方域”中的神,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一神或者多神。他说道:


总体而言,人类和神圣性的联系太过理性、太过功利、太过技术化了,即便是整合完成后的神学和神智学,亦复如此。宗教意义上的诸神蜕变成了各种表现为惩罚或宽恕、谴责或拯救等形式的机制。诸神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存在”;这已经表明它们的位置已经被取代了。这样的诸神不会和人类开战,而人类亦不会和他们发生纷争。这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看来]不是神明,它们和存在(Seyn)是分裂的;因此人类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不依靠它们,而使用技术手段让自己得到满足。这样的神是俯首称臣的神(subdued gods),deiex machina。[54]


正因为宗教意义上的诸神仍旧是西方形而上学图谱上的点墨,因而它们“随着当代虚无主义的到来,已经一文不值、行将就木了。不过“四方域”中的神圣性,却仍是“和存在(Seyn)紧密相连的神圣性。”[55]杜金敏锐地指出,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论‘自在发生’》中对此有过详细的表述。杜金转述道:


因为存在(Seyn)正是诸神的需要,与此同时,存在又只能在其自身对真理的探索中找到,并且这种思索究其本质就是[另一个开端的]哲学,因此诸神需要的就是存在之历史的(Seynsgeschichtliche)思索,也就是哲学。诸神之所以需要哲学,并非因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去对自己的神圣化进行哲思,而是说,如果诸神意欲再一次闯入决定的境遇并为[作为命运的]历史(Geschichte)找到一个自身本质的根由,那么哲学就必须介入其中。存在之历史的(Seynsgeschichtliche)思索,作为存在(Seyn)自身的思索,是由诸神所先定的。[5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另一个开端的哲学就是右翼海德格尔的政治哲学。也因此,“四方域”图谱中的诸神/神圣性和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新开端之间是存在着直接联系的。既然后期海德格尔的哲学可谓是杜金“第四政治理论”中的理论基石,[57]因而在右翼海德格尔主义中,“神学-政治”这一思考的维度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维度——无论是其中的神学部分还是政治部分——都必须被放置在基础本体论上进行思考。至于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认清,杜金所代表的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和左翼海德格尔主义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借鉴了一系列包括激进保守主义革命、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等在内的传统元素,将自身基础存在论意义上的发生时刻放置在了一个特定民族的此在(Dasein)之中;其次,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并不认为民主是好的,遑论是值得欲求的。[58]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右翼海德格尔主义既拒绝了社会民主制,又排斥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旧有的第二和第三政治理论的,因而也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按照杜金自己的说法,他的“第四政治理论”提出的是一种“有机的”、抑或说是“整体性的”民主观。因此,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和左翼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它能够、并且愿意从同根同源的民族这一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人类政治历史的主体。[59]


四、从“世界秩序”到“文明多样化”:欧亚“大空间”


由是观之,隐含在海德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地缘政治观”正是对一个逐步趋向于同质化、逐步被拉平,进而人类的种族、文化和历史差异被消弭的可能的世界所作出的反应。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保守主义革命正是对一个潜在的全球秩序的反抗。这股保守主义革命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和当时青年保守派最著名的理论家卡尔·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相结合了起来。施米特的这一地缘政治观,旨在将世界表述为一个扩大了的地理空间,以抗衡最初以国联为代表、由美国主导的普世化的世界秩序。[60]而早在1933年,时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便公开支持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联的决定。海德格尔强调说,就好比一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是绝对不能依靠盲目使用武力捆绑在一起的一样,它也不能建立在国联这样一个“无根的、毫无责任意识的父权制世界”之上。因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需要每个国家都对其自身特殊的“使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呼唤不单单是假借民族的名义发出的。因为虽说海氏的言辞似乎是在唤起德国承担起一个神圣的使命、呼吁德意志人民承载起国族的命运,他也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主要将德国看作是欧洲的代表乃至于欧洲哲学的代表;毕竟按照海氏的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叙事路径来看,最后一批伟大的哲人,也就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以及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尼采,都是德国人。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道:


这个欧罗巴,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它总是处在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境地。如今,它遭遇来自俄国与美国的巨大的两面夹击,就形而上的方面来看,俄国与美国二者歧视是相同的,即相同的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和相同的肆无忌惮的民众组织……我们处在夹击之中,我们的民族处于中心点经受这猛烈的夹击。我们的民族是拥有最多邻人的民族,而且是最受损害的民族,而且在所有一切情况中它是个形而上的民族。但是只有当这一民族从其自身产生出一种对上述境遇的反响,产生出这样一种反响的可能性,并且创造性地理解其传统,那么这个民族才能从这一我们已经确知的境遇出发赋予自身以一种命运。[61]


在施米特和海德格尔的激进保守主义地缘政治愿景中,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初承诺,就应该是带领德国创建一个欧洲的“大空间”和当时正在崛起的两个对德国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大型政治单位——苏联和美国——分庭抗礼。在两位哲人构想中的这一由德国牵头的欧洲大空间,将不同于美苏这两个大型政治实体所代表的普世化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代表的是一个“特殊-地方”主义政治思想的实践。施米特认为,“德国位于欧洲中央,受到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普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东方普世主义两面夹击,只有通过大空间秩序才能对抗这两种普世帝国,从而排除外部空间干涉。”[62]而这一空间建立的基础是“尊重每一个作为生命现实的,并且由种源、鲜血与大地(Blut und Boden)所决定的民族。”[63]海德格尔也有相似的理念,只是他并没有像施米特一样强调血缘和种族,而是从特定的文化和精神性传统来建构欧洲身份,尤其是德意志民族身份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特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的继承者正是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哲学。


不过,随着德国军队最终于1944年从列宁格勒败退,纳粹第三帝国所宣称的地域、国族和文化的特殊性也一并被瓦解和颠覆了。至此,任凭纳粹再怎么雄心勃勃地弘扬欧洲大空间的理念,强调其建立在同质化、生物性和技术宰治的本质,它对激进保守主义而言也彻底地不再有吸引力了。对此,海德格尔写道:


欧洲新秩序是一则全球统治的规定。确定无疑的是,它不能再是一个帝国了……欧洲是一个“历史-技术(historiographische-technische)”,也就是“全球(planetarische)”的、一个既囊括又融合……西方和东方都决心完结现代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统治着东方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同时,也以同样的、毫不含糊的方式统治着西半球(美国)。欧洲是两者的完结。[64]


于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纳粹的欧洲愿景,不再被看作是除了以美式自由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力量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也不再被当作是和美俄意识形态抗衡的力量了:这一愿景自身反倒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终结了现代性。所以,海德格尔才会说:“美苏冷战,作为一场发生在两股当代强力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角逐,本质上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罢了”。[65]这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根本上都是发生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状态、但“形而上学”意义上无甚差别的力量之间的对决。它们的目标无非是为了控制大地上的物质资源和人口资源。用施米特的话说,它们都是“全球内战”[66],而远非发生在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真正的冲突。施米特对此有详尽的表述:


一整部东西方之间全球性冲突的历史,从根本上说,都可以化约为一组对立:大地和海洋。我们现如今称之为东方的地带,是一个单一的、坚实的土地实体:[包括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它是一片巨大的土地,伟大的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爵士称其为“中土大地”。而我们称之为西方的,是全世界诸海洋区域和半球的一部分,其中涵盖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唯有清楚地看到在海洋势力和陆地力量之间存在着抗衡,才能对文明[两]极化现象做出准确的解释。而正是这场在全球范围内上演的冲突,在不停地给全世界制造着压力,也激发着全球历史不断演进。[67]


施米特甚至还预言了新世界秩序的三种可能性。[68]20世纪60年代,施米特又在冷战的格局下,对大秩序理论进行了反思,设想着一种新的大空间。这一“新大空间”的中心“不仅得之于技术,也得之于人类基于他们的宗教和种族、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基于他们国族遗产的生命力而为人类发展共同努力的精神实质。”[69]随着历史的演进,施米特的预言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因为当今美国推行的、单极的“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遭遇了滑铁卢,普世帝国的扩张虽然打破了旧的格局,但秩序被瓦解的地区又无力照搬西方模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导致动荡不断。所以,受到普世价值冲击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的地缘政治状况,在大国的包围下,反而促进着更广阔的多极化大空间的出现。


杜金敏锐地捕捉到了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洞见。在他看来,尤其是施米特有关一个单极的全球体系和一个多极化的大空间之间的对比,在后冷战时代仍然没有过时。现如今,这一对比的一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新世界秩序”,这一理念由小布什总统作为政策愿景提出(1990),同时又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目的)”(1989)作为理论支撑;另一端则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预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将会演变成“文明的冲突”。按照杜金的看法,在当代,虽然施米特提出的这一对抗的参与者变了,但其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杜金还进一步认为,亨廷顿的预言相比较福山的断言更加接近事态的真相,而且前者所划分的几个主要文明、抑或说宗教和文化地域间的分歧,更有助于复兴施米特的“大空间”秩序理论。不过,虽然杜金基本赞同亨廷顿的判断,但他同时也认为,福山的论断不全错,而且不同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图景的悲观色彩太过浓烈。因为按杜金自己的判断,当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冲突,并非如亨廷顿所言是发生在单个文明之间的纷争,而是发生在多极化的众文明和福山所言的自由主义单极化力量之间的矛盾。综合而言,冲突的双方分别代表特殊性、地域性的“历史的延续”和普遍性、全球性的“历史的终结”。对此,杜金写道:


一个多极的世界将会为人类政治历史的延续性创造出真正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之中既有对话也有对立。不过更重要的是:历史将会继续。我们会从根本的历史之死胡同中走出来,回到曾经的道路上去:在这条道路上,人类曾以进步、理性和人性逐步完善的坚定信念驱使着自己一直走下去……不管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精神领域,都不会有普世的标准。每一种文明都至少会有权利自由地主张符合自身意愿的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准。[70]


在杜金构想的多极世界中,历史将会继续。但这个历史不再是那个由启蒙理性的目的论叙事所规定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的那个宏大的、大写的人类历史。相反,历史将是各个文明空间所经历的、地区性的叙事。在这个新的历史叙事中,各个文明只要愿意采纳“解释学”的基本立场,[71]亦即尊重他者、尊重有限历史传统的多元化,就都有能力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家园,相互协调共存。显然,杜金的这个愿景至少和施米特意义上的多极地缘政治论的精神是基本相符合的。两者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杜金念兹在兹的并非施氏耿耿于怀的那个欧洲大空间,而是“欧亚-俄罗斯”这一全新的文明空间,而这其中,俄罗斯又无疑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施米特曾经提出三种大地的法和秩序。第一种谓之古代人的“应许之地”,这是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秩序;这一秩序随着欧洲的远洋探险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便不复存在了。第二种便是以欧洲中心为框架的民族国家秩序,不过这一秩序也被二战所打破,随即世界便分成了以冷战为特征的东西对峙,而这不只是地缘意义上的对立,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Kultur)和文明(Zivilisation)间对抗。而杜金的地缘政治思考,正是试图沿着施米特的道路,建立第四个大地的法和秩序。他相信这个新的秩序将会是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尤其是在中心地带的俄罗斯的领导下构建起来的秩序。[72]


更有意思的是,上述杜金的欧亚主义理念也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找到源头。当海德格尔听闻德国对苏联发起攻击之后,他曾大为振奋,提到说不仅仅是日本,连俄罗斯也是欧亚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既不属于欧洲,又不能算“非欧洲”,而是夹在欧洲和亚洲中间的地带。并且,海德格尔还专门表述过对俄国国民性的态度;他认为俄国是一个在精神力量上具有潜力的跨欧亚大国。况且无论是德国还是俄国/苏联,最终它们都被自己各自采纳的“主义”所戕害了,结果就是两个国家之历史性存在中的德国性和俄国性都分别被涤荡殆尽了。这种国族性的消失远非军事上的溃败抑或物理意义上的被摧毁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意味着两个国家都被以同质化和扁平化、庸俗化的现代性漩涡无情地吞没了。正是海德格尔以上的这些论断,给了亚历山大·杜金充分的理由,认定海德格尔就是“我们重新思考西方和我们自己(俄罗斯)之于西方这一问题的伟大智识来源。”[73]


五、结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杜金的政治哲学主体,亦即“第四政治理论”,并非一个全新的、原创的政治哲学体系。“第四政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哲学/政治哲学的改造和革新。此外,杜金的政治理论尚有许多重要的细节和表述有待完善,比如它并没有赋予“文明”和“传统”的本质和内涵以精确的、前后融贯的定义;进而两者之间的诸种可能的互动关系也是付之阙如的。再者,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甚至都没有被很清晰地表达完整,比如书中名为“第四政治实践”的章节只有寥寥数页的篇幅。最后,鉴于“第四政治理论”和欧洲其他右翼理论和运动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一理论的核心理论基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和其他右翼保守主义理论严格地区分开来,也是成问题的。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杜金的确给旧的理论——欧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思考和政策制定。如果我们将第四政治理论放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下看的话,或可认为他的理论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新发现并重申了一种独特的反现代性保守主义思想;而这股思潮之前却未曾被发掘并利用为一种可行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那便是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激进保守主义革命传统。而在杜金的理论之前,这一思潮却因为同期纳粹主义的猖獗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统领而至多沦为一个陪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本文进一步认为,透过纯理论的视角观之,杜金在海德格尔的后形而上学政治思考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独特的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思潮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特立独行的。因此,尽管杜金将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理论糅杂在一起而发明的这一“文明多极化”地缘政治愿景,究竟在俄罗斯政治运动层面、乃至国际政策制定方面最终会产生何种翔实的应用价值尚有待观察,但其势必会推动21世纪保守主义思潮的复活,并在保守主义政治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下注释————




[1]陈训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页。
[2]О.Д·沃尔科戈诺娃:“欧亚主义:思想的演进”,《世界哲学》,1996年第1期,第32页。
[3]关于杜金“新欧亚主义”和“古典欧亚主义”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荆宗杰:“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61-64页。
[4]杜金关于“新欧亚主义”和其政治目标详见AlexanderDugin, John B. Morgan(ed.& trans.), Eurasian Mission: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Arktos, 2014, pp. 163-187.
[5]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牵动全世界心弦之际,杜金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了乌克兰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告诫,希望后者对乌克兰问题保持克制。见Alexander Dugin, “Le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Urkraine”, April 27, 2014, https://www.infowars.com/letter- ... -people-on-ukraine/
[6]Marlene Laruelle提供了有关杜金政治思想在欧美学术界的传播情况的概要,是目前笔者能够找到的最全面的梳理。参见Marlene Laruelle, “Eurasia, Eurasianism, Eurasian UnionTerminological Gaps and Overlaps”, PONARS,Eurasia Policy Memo, 2015, No.3.
[7]Alexander Dugin,John B. Morgan(ed.& trans.),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Neo-Eurasianism, London:Arktos, 2014, pp.101-114.
[8]Alexander Dugin,John B. Morgan(ed.& trans.),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Neo-Eurasianism, pp.129-166
[9] Alexander Dugin, Mark Sleboda &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 pp.12, 23.
[10]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 trans.), Putin vsPutin: Vladimir Putin Viewed from the Right,London: Arktos,2014, p.286.
[11]Ibid.
[12]关于政治哲学论辩中何为“特设假定”参见Peter S.Wenz, Political Philosophies in Moral Conflict, Boston: McGraw-Hill, 2007, p.22.
[13]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 trans.), Putin vsPutin: Vladimir Putin Viewed from the Right, pp.145-153.
[14]Alexander Dugin,Mark Sleboda,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p.35. 值得注意的是,杜金的这个表述却并没有指出究竟是谁“被邀请”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有论者认为,“受邀方”很可能是俄罗斯新右翼(the Russian New Right)、法国新右派(the Nouvelle Droite)和欧洲新右翼(the European New Right)。参见Anton Shekhovtsov, Andreas Umland, “Is Aleksandr Dugin aTraditionalist? ‘Neo- Eurasianism’ and Perennial Philosophy”, The RussianReview, 2009, Vol.68, No.4, pp.662- 678.
[15]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后经他解释,其实称之为“历史目的论”更符合他的原义,因为英文单词“end”既可以表示终点,也可以意指目的;而他当时在选择书名时,正是意在使用这个双关。)的时候,基于他自己研究苏联精英阶层的著作和自己与他们联系的经验,曾声称,彼时戈尔巴乔夫身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自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欧洲文明的接触,都认可他关于历史已经终结(抑或说已完成其目的)的判断。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6] Alexander Dugin, “Interview: The Long Path”, May 27, 2014.http://openrevolt.info/2014/ 05/17/alexander-dugin-interview/.杜金的许多观点散见于各类媒体和网站的访谈,他本人除了公开发表著作之外,也会在自己专论“第四政治理论”的专题网站上(http://www. 4pt.su/en)发表各类文章。因此,虽然有些说法未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公布(杜金严格意义上也不能算是学院派政治哲学家),但只要有具体的出处,并且杜金本人未公开对之发出质疑,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些都是杜金自己所持有并认可的观点。
[17] Alexander Dugin, Mark Sleboda,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Arktos, 2012, p.12
[18]Ibid.
[19]Alexander Dugin, “Interview:The Long Path”, May27, 2014.
[20]曹卫东(编):《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页。
[21] [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22]Arthur Moller van den Bruck, Hans Schwarz(ed.), Das dritte Reich,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1, p.189.
[23]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4, pp.23-26,171-173.
[24]Alexander Dugin,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Beginning, p.172.
[25]此处关于海德格尔的用词,需要做一个说明。据孙周兴考证,海德格尔使用Seyn这个词来替代日常德语的Sein来表示“存在”虽算不上是自创新词的做法,因为Seyn是18世纪德语正字法的Sein写法,但海氏的改造有其特殊的哲学意义。孙周兴指出,海德格尔这一做法的用意在于表明Sein不再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被思考的。换言之,海德格尔是想用Seyn一词来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所思考的“存在”范畴;类似的做法还包括后文表示“存在之历史的”这个概念用Seynsgeschichtliche来表达。参见孙周兴:“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译名讨论”,《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也肯定了Seyn这一用法,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26]Ibid, pp.277-278。关于海德格尔的哲学用语Ereignis和Geviert的翻译,本文采用王庆节教授的译法,即将Ereignis译为“自在发生”,将Geviert译为“四方域”。原因在于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中,常常有意避免使用传统的哲学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因而其后期思想充斥着海氏自己生造的词汇。详见王庆节:“也谈海德格尔‘Ereignis’的中文翻译和理解”,《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
[27]后来,海德格尔在1935年夏季学期讲课中又再一次提到:“存在〔是〕”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存在〔是〕”。而且这种说法“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等等。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它挑明了: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任何行止中,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任何存在中,都先天地有个谜。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参见[德]海德格尔著:《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页。在杜金看来,海德格尔的这类追问方式是可以运用到政治哲学上的,因为这可以塑造出一个新的政治能动者。本文第二部分第一段后半部分和第二段对此有展开论述。
[28]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哲学只有通过对“实体”的存在意义的分析和阐明才能探寻存在的意义问题,因为,实体就是“形而上学”核心探究主题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换言之,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本身。所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将“什么是存在”的问题转化成了“什么是实体”的问题。因而,亚里士多德分析存在的方法,依靠的仍然是(形式)逻辑学;亚氏自己——在海德格尔看来——就只是一个逻辑主体,缺乏对“人类存在状况”的把握。而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分析方法却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他试图抛开对主体性和逻辑的依赖,将“存在”概念导向一个晦暗、抽象的普遍性范畴之中。
[29] [德]海德格尔著:《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1页。乔治·斯坦纳解释道:“Dasein即是‘此在’(tobe there),而‘此处’(there)则是一个世界,即那种具体、平凡、实际的日常世界。做人就是要沉浸、注入并根植于这个世界,根植于这个世界之日常的事实状态之中(‘人类’(human)一词含有拉丁文词根humus,意为‘人世’)。那种试图通过抽象使自己凌驾于日常意义的日常状态之上的哲学是空洞的,它无法告诉我们存在有什么意义。”参见[美]乔治·斯坦纳著:《马丁·海德格尔》,李河、刘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139页。
[30]有关海德格尔对自笛卡尔哲学以来主体概念的批判和解构的详细分析,参见朱清华:“海德格尔对主体‘自我’的解构”,《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第107-115页。
[31]Alexander Dugin,Mark Sleboda,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Arktos, 2012,pp.32-54.
[32]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前言。
[33] [德]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0-23页。
[34]乔治·斯坦纳指出,海德格尔致力于追问终极问题的坚定性,他关于人的严肃思想必须永远关注那‘首要的和最终的事物’的坚定主张,在写作《存在与时间》的过程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转向了存在论立场。但这一存在论立场最终却没能在《存在与时间》中完成,因为斯坦纳认为那时的海德格尔还无法彻底摆脱宗教神学的价值论立场。参见[美]乔治·斯坦纳著:《马丁·海德格尔》,第15页。
[35]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前言。
[36] [德]海德格尔著:《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5-346页。
[37]所谓的“理论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按亚氏的说法,它的意思是指“心智的全面实现和发展”——因为按照他的目的论解释,人类这一“政治动物”生活的至高目的就是实现幸福(eudaimonia),而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相应地,这需要通过以“理论的方式”进行沉思——这种最高级的人类活动——方能实现。
[38] [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第66-69页。
[39]Heidegger, RichardRojcewicz & Daniela Vallega-Neu(tran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Ofthe Even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2, p.145.
[40]有关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宰治的分析和克服,参见冯军:“座架能否回到存在真理的基础上——评海德格尔克服现代技术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
[41][美]乔治·斯坦纳著:《马丁·海德格尔》,第124页。
[42]对于这个“四方域”的解读,详见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 (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pp.189-279.
[43] Alexander Dugin, John B. Morgan(ed.& trans.),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2014,p.114.
[44]参见Peter Trawny, Freedom to Fail:Heidegger’s Anarc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和Peter Trawny, Heidegger andthe Myth of a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有关左翼海德格尔主义的政治含义,参见Carsten Strathausen, “A Critique of Neo-Left Ontology”, Postmodern Culture, 2006, Vol.16, No.3.
[45]本文的这一概念借鉴自[美]沃格林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6]海德格尔有关共产主义概念的形而上学思考,可参见张文涛:“海德格尔生存论历史观的内涵与价值”,《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23-26页。
[47]关于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参见Oliver Marchart, Post-Foundational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Difference in Nancy, Lefort, Badiou and Laclau,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48]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pp.148-149.
[49]杜金对四方域的几种改造,详见Ibid, pp.165-170.
[50]比如,杜金认为“四方域”对应于柏拉图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是:首先,理念即天空、大地即物质;其二,人掌控住了逻各斯,并形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而不是反过来,在遗忘存在的过程中被逻各斯掌控;但是,神却是隐去的。又比如,在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看来,被歪曲了的“后现代性”图谱成了“四方域”最糟糕的表现形式。Ibid, pp.182-203.
[51]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52]见Political Theologiesublic Religions in a Post-Secular World,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导论部分。
[53]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pp.134-136.
[54] Alexander Dugin, 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Philosophy of Another Beginning, p.158.
[55]Ibid, p.156.
[56] Ibid, p.158.
[57]杜金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第四政治理论中最最深刻的基础。”海氏的哲学“也许是所有一切的轴心——从第二政治理论和第三政治理论一直到神学和神话的回归……”,参见AleksandrDugin,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London: Arktos 2012, pp.28-29.
[58]杜金认为,我们必须和“民主”保持“批判性的距离”,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理解的空间,从概念上将其厘清。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拒绝将民主作为一种教条接受下来。杜金说:“不信任民主并不意味着敌视民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做民主的囚徒,不要被民主的迷魂汤灌晕。任何一种将民主的好处先验地接受下来的政治哲学根本不配称自己是哲学。”
[59]参见杜金自己专论“第四政治理论”的网站上关于民族社会学的演讲:http://www.4pt. su/en
[60]1939年4月1日,施米特在基尔大学政策和国际法研究所成立25周年时作了题为“国际法的大空间原则”的演讲中,首次推出他的“大空间秩序”理论,并发表了长文“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论国际法中帝国的概念”。参见方旭:“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注释25。
[61] [德]海德格尔著:《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39页。
[62]方旭:“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63]Samuel Salzborn, “CarlSchmitt’s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ksgruppenrecht Theory and EuropeanGrossraum Ideas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to the Present D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Theology, 2016, Vol.4, No.2, p.11
[64] Maritin Heidegger, Friedrich-Wilhelm vonHerrmann (ed.), Gesamtausgabe, vol.71: Das Ereignis [1941–42],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2009, p.95.
[65] Heidegger, Andrew J. Mitchell (trans.), Bremen and FreiburgLectur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8.
[66]参见Schmitt, G. L. Ulmen(trans.), 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 New  York: Telos,2009.
[67]参见Schmitt, The Planetary TensionBetween Orient and Occident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Land and Sea, https://quod.lib.umich.edu/p/pc/ ... ?view=text;rgn=main
[68]第一种秩序是美苏用技术统治整个星球;第二是美国通过海军和空军充当世界警察;第三则是产生多个不同的大空间,参与新的世界秩序构建。参见方旭:“以大空间秩序告别普世帝国”,《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69][德]施米特著,李柯译,载吴彦、黄涛(主编):《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卡尔·施米特专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0页。
[70]Alexander Dugin,Mark Sleboda & Michael Millerman(trans.),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London: Arktos, 2012, pp.116, 120.
[71]这里的解释学有两层含义,分别是由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解释学”。关于“方法论解释学”,可参见姜韦:“论伽达默尔解释学经验的特征及其对他者问题的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关于“生存论解释学”,可参见王庆丰:“海德格尔思想谱系中的实际性解释学”,《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
[72]杜金在自己的网站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中提出过这一设想。详见http://www.4pt. su/en/content/east-and-west
[73]Alexander Dugin,Nina Kouprianova(trans.), Martin Heidegger: The Philosophy of AnotherBeginning, Arlington, VA: Radix, 2010,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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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罗斯从西方手中拯救了西部罗斯 俄罗斯在乌克兰将恢复秩序、正义、繁荣和体面的生活标准。俄罗斯带来了自由。俄罗斯是唯一能够成为世界帝国的斯拉夫国家、一个绝对的主权国家。没有其他斯拉夫人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 许多人都尝试过——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功败垂成。但唯有俄罗斯人能够最终达成目标。我们不是在任何方面都领先群雄。我们谦虚地承认这一点。而且我们愿意学习并感谢那些比我们强的民族。但建立世界帝国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确实知道如何去做。这就是为何我们是罗马。而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家是迦太基。迦太基也很伟大,实力强劲,其力量似乎无边无际。罗马是迦太基不可逾越的限度。如今,在火、尘和血中,第三罗马正在给新迦太基设限,推翻全能的巴比伦娼妓(《新约·启示录》的邪恶人物——译注)。我们永远不能放弃神圣历史的模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持续重复……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东部罗斯从西方手中拯救了西部罗斯。因为我们即罗马。因为罗马即我们。 历史终结论的拥护者不接受他们的失败 历史终结论的拥护者并未轻易接受他们的失败。他们沉浸在其狂热的、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模式中。除了历史的终结,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未来。于是,他们开始愈发坚持它的虚拟版本。如果某件事情不是真实的,那我们把它弄得像真的一样,大家便会相信它。借由全球信息资源、网络技术、推广新工具和发展人机凝聚力,思想控制的政治正被人们押宝。这就是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所倡导的、美国民主党和拜登所拥护的“大重置”。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倘若全球主义者没有控制现实,那么他们就会完全掌控虚拟世界。他们拥有一切的基本网络技术、网络协议和服务器等。因此,他们依靠全球电子幻觉和对意识的完全控制,开始创造一个历史业已终结的世界图像。这仅仅是一种图像,却深刻决定了整个世界。 因此,福山的作用不再是身为分析家,而是作为一个全球公关经理,试图强加被大部分人顽固拒绝的概念。 这一次,自由主义变成了真正具有侵略性的东西,而且是极权主义。 自由主义本身就带有纳粹主义的种子,正如民主制度一般 俄罗斯如今正在乌克兰和顿巴斯,与乌克兰纳粹主义作战。不过很明显,这种纳粹主义并非在那里自行发展起来的,而是由自由主义者栽种、武装、培养和陷害我们的。如出一辙的是,自由主义者创造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以便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是的,乌克兰纳粹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都与自由主义不谋而合。但如果没有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全力支持,二者都不可能发生。我指的不是一些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整个自由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对其养子乌克兰纳粹分子的罪行负有全部责任。这些年来,自由主义者站在犯罪的基辅政权一边,这并不出人意料。莫斯科《回声报》和其他自由派媒体的记者都逃到哪里去了?去了基辅。 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反对“克里米亚是我们的”,嘲笑和忽视顿巴斯人民的苦难,如今他们又与公开残忍无道的敌人站在一起。这不是近视,也非偶然。自由主义本身就携带着纳粹主义的种子,正如柏拉图口中的民主,退化总是导致暴政。我们需要深度去自由化。这是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我们若是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将很难彻底实现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必须根除病因,后果自会消失。但若只与后果斗争,那么这个怪物将无限繁殖,我们只好疲于奔命。因此,我们必须釜底抽薪,直捣黄龙。 俄罗斯终于与全球主义和大重置狂热者决裂了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已经宣布,它已与俄国断绝了“所有关系”,因为他们正在“入侵乌克兰”。这是个好消息。俄罗斯终于与全球主义和大重置狂热者(即施瓦布及其变态的全球寡头精英同伙们)决裂了。如今大家都看出来了:莫斯科是世界范围内大觉醒的首都。对于地球上的每个人来说,现在的情况一清二楚:这不是一场地区冲突,即所谓的“俄罗斯人”与所谓的“乌克兰人”之争;这是人类从全球垄断力量的自由主义独裁中解放出来的开端。 乌克兰只是这些精英们的一个地方枢纽,它是在东斯拉夫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建立在东斯拉夫人土地上的,违背了东斯拉夫人的意愿。它的人民已经被纳粹—自由主义的宣传变成了僵尸。这才是这场真正战争的对手——不是乌克兰,甚至不是与西方,而是世界经济论坛和它那旨在灭绝人类的“大重置”计划。“大重置”计划通过将各种变态、罪恶、犯罪合法化,最终将人们变成机器人和异形,将权力移交给人工智能。切勿抱有任何幻想:在视线的另一端,我们面对的是魔鬼本身…… 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生存还是灭亡 美国在分析俄罗斯将如何回应北约最终直接参与冲突时,存在一点误解。美国最聪明的专家排除了预防性核打击,因为他们确信,俄罗斯唯有在回应西方先行核打击时,才会使用这种终极武器。他们的想法错谬不堪。我们已经处于冲突的不同阶段。对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生存还是灭亡。对美国来说,这当然十分重要,但与生存还是灭亡无关。所以切勿如此斩钉截铁。我们已经跨越了边界。 我提醒大家:我的分析(几乎)总是正确的。不要试图去寻找这是如何做到的。你永远不会知道。 现代性反对传统 依据哈尔福德·麦金德(英国地理学家和政治家)的说法,什么是海权?它不仅仅是西方,它还是现代性,是不受约束的技术,是资本主义,是市场社会——是迦太基对抗罗马,或者雅典对抗斯巴达,或者威尼斯对抗拜占庭帝国。因此,这是一个文明(迦太基),它基于经济市场方法,在战略上基于对海洋的统治,基于对另一个文明(罗马)的殖民态度,具有与另一个文明(罗马)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陆权国家,尊严、军事力量、传统、保守主义、国家利益、家庭、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基督教)等被置于生活的中心。因此,地缘政治学关涉现代性与传统在空间中的对抗。因此,在发现地缘政治学后,我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俄罗斯。我得出结论:地缘政治学解释了我们现今的一切和将会到来的一切。从那一刻起,在早期阶段将这一方法用于分析俄罗斯联邦,我从这一应用中推断出,将有一场大陆大战(Great War of Continents),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陆地力量的代表是俄罗斯,是中心地带,海洋力量的代表则是现代全球主义者、后现代自由主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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