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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艾明、曾庆余等:《回归大公教会传统之路——祈祷·信仰·生命》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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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8 17:50: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时间:2020年8月21日19:30-21:30

主持人:曾庆余
纪要整理:曾庆余、杨宁
第一部分:主讲
主题:“回归大公教会传统之路——祈祷,信仰,生命”
主讲人:王艾明
一、   基本问题:信仰私人化、教会碎片化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新教的主流趋势是信仰私人化。信仰私人化,最早是由施莱尔马赫在19世纪初提出的对当时欧洲的基督新教整体趋势的判断。信仰私人化强调宗教信仰是公民的私人事情,它有别于国家教会及过去几百年的依附于君王的教会。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思潮产生,使得新教教会走向碎片化。同时19世纪很多非主流教会,以独立教会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社区,一直到今天这个趋势还在进行。过去1500多年主流教会所拥有的支配性格局——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秩序或基督教帝国——已经没有了。
二、   我们所处的时代:莫特曼之见
在进入我们的思考和分享之前,我用莫特曼教授的几个观点,提供一个共同对话的参照和平台。
莫特曼在讲到现代性的时候,提到现代性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普遍性的人权宣言,以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为主;第二个是根据数学理念来解释自然,也就是所谓的自然科学、科技理性;第三个是美利坚合众国。
他讲到自由的政治形式是民主,平等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如果人生而自由平等,那么现代社会涉及到的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平衡,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另外,莫特曼教授专门提到了,为什么他把现代性第三点美利坚合众国单独列出来。他提到独立宣言和宪法,我们知道成文宪法是从美国才开始,人类有宪法这么一个根本大法,是来自美国。他说到美国没有传统,完全是按照清教徒、美国建国的国父们的弥赛亚信仰来设计的。
我觉得莫特曼教授强调的是世界性秩序,就是美元钞票上印的。我们可能看到加尔文的改教跟马丁路德的信义宗、跟圣公会作为国家教会不一样,加尔文的改教在1555年奥格斯堡合约的世界背景中是非法的,当时还没有取得合法性。但实际上已经孕育着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方向。
所以莫特曼教授在分析美国的时候,他强调启蒙运动对欧洲的摧毁,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摧毁,但是在美国开始了新的重构。为什么美国的总统跟美国的政治家不能有违背基督教信仰上的个人的伦理问题(有的话要得罪很多选民),而在法国、德国、英国却可以?英国首相这次疫情的时候可以离婚,可以结婚,还可以生孩子,都不要紧;德国的总理史密特5次离婚,法国的总统可以未婚同居,都不影响选票。这个作为莫特曼教授对欧洲国家跟美国的一个比较。
莫特曼强调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基督教新教自宗教改革以来,在欧洲遇到的困境是非常明显的。他认为政教分离在欧洲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误解:宗教不再是国家的事情,而是私人的事务,可以任凭个人自由来决定。所以宗教抉择随着己意的特性,符合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潮流。
莫特曼在另外一本书上继续讲到,如果宗教由国家事务变成私人事务,那么宗教就只能是私人性的,不能具有公共性的特点,纯粹是属灵的,不再具有政治意味,宗教的符号和仪式必须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耶稣钉十字架的苦像在巴伐利亚州消失了,祷告从美国的公立学校消失了,宗教必须限制在敬拜上帝和个人行为修养的层面。这意味着基督教没有了登山宝训及对基督的跟随。这就是宗教私人化的前提。
莫特曼继续讲,宗教私人化的前提是‘去政治化’,它的结果是‘宗教市场化’。人们所说的现代“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社会”也正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市场社会。宗教和文化就像政治意见和党派一样在市场上供应。在现代世界中,宗教成为宗教超市上所提供的精神性服务用品。虽然个人的宗教自由应该是个人人性尊严的强大保障,但是透过现代世界典型的消费性自由概念:“选择或丢弃”,反而使得宗教沦为货品,而货品的顾客应该是至上的。市场化的宗教汲取了货品的特性:它可任人挑选,不具约束力,并且它降格成‘软性宗教’方式,正像书店中‘神秘的专柜’所展示的书籍一样。所有的都是可能的,但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中国大陆的基督教是受海外华人教会的影响。海外华人教会处于北美的非英派的大背景中,又是受制于欧洲过去宗教改革以来这40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过去200年宗教私人化和教会碎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基督教新教的现状跟未来的时候,我们借助莫特曼对北美二次大战以后的基督教的现状的分析会有很大的启发。他特别提到了什么?宗教市场化。这样我们很多事情就弄清楚了,为什么很多非三自的教会传道人和牧师是个打工仔?如果遇到一个好的独立教会,传道人和牧师会受尊重。但如果遇到一个成功神学为背景的独立教会,传道人和牧师实际上就是为了一个饭碗被他们选择,根本没有办法对真理的教导和信仰的拓展,具有约束性的指导。
莫特曼的这本书——《世俗中的上帝》,我摘取了最后一段。从公元381年到1804年拿破仑法典,1500多年的历史,在欧洲宗教是公民的第一义务,到1804年以后到今天,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今天,宗教变成了私人性的事务,最后变成了货品。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福音派全球传教的大背景中,我们看到衍生了3万多个独立的不同的新教教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货品,以至于观点不一致就是吵架。在多元宗教的消费世界中,宗教团体和平相处,这是事实。然而宗教的和平是透过宗教的去政治化、私人化和市场化,不是通过对宗教的认可与尊重,而是通过对宗教的降格,使得宗教和平变得不重要。因为宗教已经私人化了,很难建立起一个维护正义、维护真理、维护公共秩序的力量。如果宗教由公民的第一义务变成私人事务、变成货品,这样就等于是无神论者的行径。
莫特曼主要是针对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但对于海内外华人教会的现状,也非常适用。他讲的实际上是我们即将面临的事情。
这就是我所分享的第一点,借助莫特曼教授来思考我的第一个标题,也就是我所讲的基本问题,信仰私人化和教会碎片化,也就是我们的现状。
三、   回归大公教会传统之路:连结使徒统绪
接下来我来讲第三点:回归大公教会传统之路。就中国华人的新教教会,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力争回归大公教会传统。那么回归大会教传统的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要分享的,连接“使徒统绪”。
“使徒统绪”在基督教的历史神学的教义中非常重要,它指的是殉道教父建立的“法统”。殉道教会建立的“道统”,确定了她的正统,是来自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门徒。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使徒保罗建立的法统,分成四步:第一步是敬虔,是耶路撒冷教会;第二步是德行,安提阿教会;第三步是真理,就是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又叫亚历山大教会、亚历山太教会;第四步是法度,罗马教会。第四步最重要。保罗借助罗马公民的身份,赢得了他的基本权利,没有被法利赛人陷害。
我们看保罗的第一步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知道敬虔是所有的宗教都有,如果我们的教会仅停留在敬虔层面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伦理层面。第二步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的特点是强调德行,把犹太教的十诫都传承下来了,但是还不够。我们知道当时早期教会遇到最大的麻烦来自两个,一个是犹太教,还有一个是希腊、罗马。罗马的社会精英阶层认为我们是歪门邪道,所以必须要在真理层面把十字架的道理作为“未识之神”展示出来。亚历山大里亚教区是最早把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融合在一起的,基督教神学院最早的也是来自亚历山大里亚。所以保罗在雅典所讲的“未识之神”实际上开启了在真理层面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对话。这一步留下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我们今天的思辨神学,德行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伦理,敬虔就是我们的修道传统留下来的祈祷。第四步是法度,在法度层面建立基督教的合法性,这个是保罗的最后一步。只有完成法度层面的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保罗所确定的大公教会的法统才能建立起来。基督教前三个世纪是非法的,教会必须要费很大的劲,向罗马帝国精英阶层解释,我们不是异端,我们不是邪教,我们不是违法乱纪的,我们是主动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度。
大公教会的传统,通过四个方面来确定她的真理的法度。一个就是通过公会议,公会议意味着什么呢?不是家长制,也不是教霸,也不是个人的、成功神学的、独立的教会领袖,而是整个地中海沿岸的殉道教会的主教们。早期的使徒除了约翰以外,其他都为主殉道,也就是说使徒们的主体,在1~3世纪教会还没有得到帝国认可的时候,主教们绝大部分都是殉道了。这些主教所形成的主教会议,我们中文翻译成“公会议”,所以主教会议殉道者形成的主教会议,确定了信经、基本信仰。把基本信仰确定下来以后,为了维护基本信仰,我们才有了早期教会的法典,也就是因为公会议决定了信经、法典、正典。基督教新教“唯独圣经”的口号是没错的,但这个口号在过去500年被证明实际上是架空了圣传。而这个圣传是由殉道教父建立的信经和法典,甚至我们的圣经正典也是殉道教父的权威公会议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教会的新一代能够注重公会议的原则、权威,能够看到信经和法典的重要,我们就不会把圣经孤立起来,仅仅过滤成一个口号而已。过去500年的基督教新教的纷争,也是因为把这个“唯独圣经”当成一个口号,虚化了架空的圣传。
另外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使徒统绪重要,大公教会的传统超越了部落、氏族、民族、种族和地域。在改教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观察了加尔文的改教,给罗马写了一个密函说:我观察加尔文的改教,发现他除了骂教宗以外,他所弘扬的神学理念,实际上恰恰是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纳所传承的大公教会的传统。可惜枢机主教的信函没有被当时的教廷认可,一直过了400多年以后“梵二”公会议以后,天主教才发现很多对加尔文的诽谤都是来自当时天主教的主教们和历史学家编造的关于加尔文的故事。他们发现加尔文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但是从神学上来看,超越部落、氏族、民族、种族和地域的,不是马丁路德的国家教会,也不是英国国教,而是加尔文。加尔文的学生们在欧洲失败了100多年,最后逃到了北美,又经过了200多年,建立了莫特曼所讲的美利坚合众国,超越了部落、氏族、民族、种族和地域,实际上是重建新的世界秩序。
假如我们走现在华人福音派的不断纷争的路,看上去传福音传的很厉害,也很辛苦,但实际上是进入了信仰碎片化、私人化的浪潮里面,最后是走不通的,最后走的就像莫特曼教授的话,就是跟无神论差不多了。
那么,在中国教会有效的路径是什么?这是我最近这两年一直在思考的。基督教新教整体上是把圣奥古斯丁前后特别是圣本笃开始的修道传统给否认了。自圣奥古斯丁、圣本笃以来,大公教会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她的三个Lex是一致的,就是拉丁文所讲的Lex Orandi,Lex Credenti,Lex Vivendi,中文翻译为“祈祷之法,也是礼仪之法,也是敬虔之法”,这是大公教会的一个秘密。英文用三个动名词的形式,Rule of the Praying is Rule of the Believing, and of the Living,“祈祷的法则,也是信仰的法则,同时也是生命的见证法则”。这一段拉丁文中的三个Lex强调的是:我们日常的祈祷是有章法的,而按照这个章法祈祷所建立的敬虔,是对保罗所讲的敬虔、德行、真理、法度的预备。祈祷的敬虔实际上预备着信仰,预备着认信,也预备着生命的见证。
怎么才能把这个做出来呢?马丁路德改教为什么没有彻底摧毁欧洲天主教的地盘?主要是因为遍布欧洲农村的修道院,担负着老百姓的伦理、敬虔以及荒年救济的任务。中世纪大量土地的地主是修道院,修道院还担负着当地农村的救灾和牧养的任务。跟着改教走的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他们对君王的依附使得他们跟马丁路德走,但是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今天在德国,从单个信仰的群体来说,天主教徒依然是人数最多的。
对于中国新教教会来说,如果我们能从古教父的传统中来恢复,越过西方宗教改革带来的教派纷争,回到圣本笃、回到圣奥古斯丁,我们就开始走修合的路,来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我们现在不可能跟天主教、东正教马上修合,这修合说不定还要过几百年才能做到。但是我们自己在新教传统中,可以先恢复古公教会的年历,就是从耶稣基督降临节开始一直到圣灵降临节这一年,古公教会300年定下来的教会年历开始,来进行每个月的祈祷、每个月的经课,我们用圣本笃的三年经课,奥古斯丁时代定的,每天都拿段经文。还有瞻礼,瞻礼就是现在信义宗、东正教、天主教和圣公会高派里的瞻礼,我们如果能经常来回顾古教父的纪念那就好了。还有我们就是要恢复圣乐在我们的敬拜祈祷中的一些作用,也就是说礼仪如果在我们的教会中开始在新教教会恢复的话,有助于培养敬虔和团契精神。另外我们应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中有神学负担的开始翻译跟研究修道传统、教区传统,逐步的为新教教会的圣统制,未来的中国的圣统制,建立起预备的基础。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但是怎么做?因为我自己是圣公会背景的,所以我从93年开始就一直在用经课,每天尽可能每个星期带着我的学生按照教会年历,按照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他的言行,我们来配对相应的经文,这样子把犹太教的经课传统和殉道教父的经课传统合在一起。经课在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在用,我们新教大概上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主流教会圣公会、信义会、卫理公会、长老会、改革宗都开始寻求用圣本笃的经课,有一个叫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中文叫修订版通用经课。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守斋。另外还要恢复礼仪,包括婴儿洗。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强调大公教会的实在论,“真实的临在”。加尔文从本体论的角度强调,圣餐是主的宝血和身体,确确实实是领受的是主基督的宝血和身体,保留了它的神秘性。如果能把婴儿洗、经课,还有瞻礼都恢复,我们慢慢就会培育出我前面的三个Lex。那么从神学角度讲的话,这样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信仰就不再是私人的了,信仰是公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公共的经课的原因。如果公共的经课能被中国教会采用,我们修合大公教会的步骤就迈出来了。
华人福音派教会是非圣礼型教会,也被称为非大公教会,现在是主流。我们要吸取她们的优点,传福音作见证;避开她们的弱点,圣礼象征论,什么都是象征,最后滑向了成功神学。保罗确定的真理和法度,是公共领域。一个教会在公众中提供的礼拜服务是公共的,不是私人的。经课也是公共的,不是私人的。当然我们还不能一步回到弥撒公共经课实际上是从罗马弥撒经中演变过来的,99%是一样。另外我们在圣礼上面能不能把5件圣事恢复,我们也强调洗礼和圣餐礼是主耶稣基督直接设置的,另外5种是来自教会传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重视教会传统的话,我们要从经课、瞻礼、圣乐和圣礼来恢复。我们一代人的时间,就能够建立健全的基础,那样我们就不会走向四分五裂了。
我们要感谢华人福音派,他们过去30年在中国各地撒种做得很好,但是华人福音派只有在美国能成功,在其他地方都会制造教会的分裂。山头主义、家长制、成功神学,很多问题。大家都处在迷失状态,都是因为缺乏这种大公教会的圣统制。
第二部分:互动答疑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的分享。王教授的分享是特别有启发,方向感很强,也有实际的步骤。我特别关注教会合一的问题。大公教会在信仰宣认、神学表达、灵性实践,还有教会团体方面,都是合一的,这也符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所做的祷告。今天新教教会的趋势确实是不断的分散或者是不断的分裂,就是王教授所说的“教会碎片化”。我想问王教授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趋势真正的症结在哪里呢?
还有您讲的法度,今天特别着重讲的是一个祈祷之法,以此为起点,逐渐建立一种修合,就是建立一种法度阶段的大公教会,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了一种灵性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您给的方向应该是从灵性的修合这个角度,是不是最后也会带来一种像大公教会时代的团契 的合一?
新教教会对“使徒统绪”的理解或者大公教会的合一之路的理解,我想很多新教的教会可能是会有一些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样处理这种分散“使徒统绪”的关系?
王艾明:第一个我觉得信仰私人化、教会碎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大趋势,实证主义、无神论、启蒙运动的冲击,导致神学解释的权威越来越少了。华人福音派神学上的根是来自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家最早的一代都是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20年前赵中辉先生开始翻译加尔文改革宗的著作,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福音派的路走下去,教会会不断的世俗化,或者变成成功神学的范式。加尔文主义改革宗是现在华人教会最新的一部分,他们实际上浸信会背景的福音派不一样,因为浸信会传统神学上是非圣礼型教会,非大公教会。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解释今天的福音派的现状,神学上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包括现在圣公会、信义宗和卫理公会在西方领导层败坏,对同性恋问题、对吸毒、对同性婚姻问题也走向败坏。就像凯波尔在一次大战前讲的,面对着现代主义的挑战,我们改革宗现在唯一的同盟者居然是天主教。在梵二公会议之前,在天主教被我们新教主流骂的狗血喷头的时候,凯波尔竟然意识到,我们基督教的古老传统,唯一的同盟者是罗马天主教。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信仰的私人化和教会的碎片化,根子是神学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对“使徒统绪”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应该说你的判断很准。“使徒统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承认“圣传”跟我们的口号“唯独圣经”发生了冲突,实际上圣经的正典化本身是来自圣传。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说,“唯独圣经”的口号是对的,但是以此将圣传给忽略掉的话,我们就类似于文革中的红卫兵,把中国传统一把火烧掉了,整个都不要了。我们的解释就产生了新教现在随意解经的现象。按照古公教会的传统,按照经课的话,要围绕耶稣基督,要讲耶稣基督的启示,讲一圈子回到耶稣基督。就像加尔文讲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第一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最高主权,最后一步荣耀归于上帝。所以加尔文的神学实际上是典型的圣奥古斯丁加圣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的整个神学最重要的就是敬虔,他说我的全部《基督教要义》只有一个目的,敬虔、敬虔再敬虔。预定论、双重预定论不是他最重要的教义,最重要的教义是上帝的最高主权。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荣耀归于主,说明荣耀主是他的最终的目的。所以华人教会要想,这样的话必须要重视神学,没有神学的话是不可能。
第三个你分享的我赞成。关于法度,我们是从祈祷、信仰、生命三个Lex,第一步是祈祷。祈祷之法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的礼仪开始,我们知道早晨读什么诗篇,晚上读什么诗篇,一个月多下来以后,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奥秘在哪里。另外我们做礼拜的时候的规矩在哪里,我们分生餐的规矩,我们洗礼的规矩,祝福的规矩,应该都按规矩而不应该乱来。所以我们新教教会要把古公教会的敬虔传统恢复,同时也不要被别人误会,以为我们在回归圣公会和信义宗的高派。所以我们看怎么能够把规矩建起来,哪怕我们几个人。我们知道早期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强调量,而是质。今天天主教和东正教还保留了修会。天主教的修会,起步的时候就几个人,我给大家做个见证,就是加尔文的校友、跟加尔文同时进行改教的,大家一般不大注意,就是耶稣会的创建人,圣伊纳爵·罗耀拉。圣伊纳爵·罗耀拉跟加尔文同时在改教,耶稣会实际上是在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加尔文是天主教外部进行改革,他们两个只是在毕业典礼上祷告的时候,互相错过去。那么圣依拉爵认识加尔文,加尔文不认识他。他们两个走的路子证明了耶稣会拯救了天主教育于腐败之中,而加尔文开创了一个新的路子。最后他的学生清教徒们建立了美国,当然现在美国的问题还很多,但是不断的在补漏。谁都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这就是清教徒的制度设计,这是很难得的,全世界没有过。所以莫特曼讲只有美国,如果它的制度不解决它的漏洞,全人类就没有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如果美国的公平正义与善良邪恶,最后没有一个决战的话,全人类都完成不了。所以我讲如果我们从法度的角度来看的话,从祈祷、从经课、从圣礼来恢复,不要求我们这一代人完成,说不定好多代,我们慢慢就回归中国的礼仪之邦了。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我想就我的问题再跟您问一下,法度可能会面临着一种危险,就是容易形式化和僵化。我们讲的祈祷之法、信仰之法、生命见证之法,其实是促进灵性的活泼,怎么处理这种法度与灵性活泼之间的关系?
王艾明:我们看到现在东正教跟天主教很多修会,就起着这样的作用,修会是一群特殊蒙拣选的团队。像我们新教在这个背景中大教会衰败了,所以钦岑道夫的摩拉维亚弟兄会,还有很多倪柝声的弟兄会的传统,他们是在新教的大背景中重建弟兄会的传统,实际上是以他们的方法在新教的背景中重建法度。
我这个法度实际上不光包含教会内的法律,还包括公共秩序的法律。我们中国现在那么多律师是基督徒,实际上都意识到的就是基督教的祈祷之法、信仰之法、生命之法,要外化为“基督教秩序”,就是世俗的公平正义的法律。如果世俗的公平正义缺乏信仰为基础的话,这个法度很容易偏离成依附于强权或者依附于权贵。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在世俗上建立起公平正义的法度的话,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必须要有法度。所以我们要重视弟兄会传统,这些弟兄会传统,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进入圣礼型教会,他们甚至都没有信经,但是他们在敬虔和弟兄弟兄之爱上面,已经走出这一步了。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下边也有第兄提出一些问题,我来复述一下。请问王教授,您说的福音派教会问题确实是如此,但是您如何论证回归大公教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公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问题,因为集权和制度的僵化而导致的腐败,甚至是娈童、性丑闻,你如何看待大公教会出现的这些问题?
王艾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像我在国外,人家问为什么报纸上老报道天主教神父、主教性丑闻,不报道信教,新教基本上没什么报道。后来我也带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了,结果他们告诉我,天主教梵二公会议以来,报道的很多是天主教内部把它披露出来的,也就是说天主教内部对神父、对主教的道德要求很高。我们新教因为3万多个派系,以至于公共媒体对牧师都不报道。哪边教会牧师出了事,除非是给美国总统按手过的或者参加就职典礼祷告的还会报道,其他的都不报道。
我们华人教会如何回归大公教会,我们一定要好好探索。如果没有这个探索的话,估计也很难。但是我认为加尔文主义跟天主教在美国的尝试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大公教会在美国的尝试,包括在瑞士、荷兰、爱尔兰,包括在德国,我非常看好。为什么加尔文的后代清教徒们建立的美国,被莫特曼认为是跟法国大革命的人权理念、跟现代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并列成为现代性的三个特点,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随口讲出来,是他几十年的观察、特别是经过二次大战反省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要认真看待美国清教徒在美国过去这300多年的实践探索,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感觉到他的每一个制度设计都是接受了老欧洲的教训。所以我觉得假如中国的神学家或者学者能够研究大公教会怎么回归的话,一定要研究美国福音派。
主持人:刚才有一个问题,我想跟王教授再问一下,您如何论证回归大公教会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呢?我想他提的问题,对于新教的基督徒来说,有一个困境,新教教会可能有一种惯性,就是不断的分散,这似乎是一个对新教的基本认知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回归大公教会这样一种合一的传统里边,我想可能对于很多的新教的基督徒会有一个转换上的难题。这个转换的难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论证,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来扭转这样一个认知上的难题?
王艾明:我们要克服民族主义狭隘的心理,新教实际上迎合了民族主义。当时马丁路德改教成功是因为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在觉醒,包括圣公会都是民族主义。加尔文主义是超越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天下为公、普天之下,包括中国古老的礼仪也是天下为公。我们如果能够回到古公教会的传统,我们就能够走向修好了。所以能够克服民族主义,克服狭隘的地域主义,这非常重要。因为一本圣经、一主、一洗、一信,我们为什么分成那么多教派呢?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天主教的教会法对今天新教有可能提供帮助吗?
王艾明:天主教的教会法,对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有约束的,但是对我们新教是没有约束力的。但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第4种加尔文主义,就是清教徒走的路,就是公共的秩序与十字架的真理连在一起,这一步是加尔文主义过去200年在做的事情。人类的宪法是来自美国,在美国之前没有宪法,人类的真正有约束力的宪法是来自美国。法国大革命以后,美国独立以后产生了第一部宪法,以至于美国所有的公务人员,所有的军队是维护宪法,而不是维护他自己的领导,这一点实际上是来自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但是在西方经过1500年的发展,就是从公元381年一直到拿破仑法典,漫长的1000多年的实验,使得基督教的很多法律逐步外化为公共的法律。这和一个很伟大的人安布罗修有关。圣安布罗修是第一个把自然法与罗马帝国的成人法连在一起的。在他的领导下,罗马的精英阶层意识到罗马帝国的成文法不能有悖于自然法。而自然法按照斯多葛哲学,圣安布罗修解释,它的本质是永恒法,神的永恒法都是来自圣经。如果罗马帝国的成文法有违背圣经的地方,就是违背自然法。法制史上的整个过程就是基督教的法律不断的外化成公共法、公共秩序,这一点我们占光。中国教会不需要做,我们只要强调普世价值,我们强调公民社会,我们强调人权,所有这些都是来自过去1000多年大公教会的传统。伯尔曼的《西方的法律与信仰的关系》,实际上就描述这个过程。西方的每一次大革命都把基督教的法律法规,大公教会的法律法规外化成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成文法,这个过程是2000年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以只有大公教会的法律,连接着大公教会的传统,才有这个过程。
加尔文的学生们在英法德失败了,可是到了美国摸索出一条路,就是避开民族主义,回归基督教秩序。所以如果看远一点,我们会发现基督教新教迟早有一天要回到大公教。
主持人:下面还有几位提出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我大概总结一下,有一些弟弟妹妹对天主教的教义的问题提出质疑,很多新教的基督徒会认为天主教在教义方面会存在一些问题,认为不符合圣经的解释。这一块王教授您怎么来回应呢?
王艾明:那就涉及到怎么看圣传的问题。因为天主教对圣经的解释,是释义说,就像主耶稣基督很多话用的是比喻。中古教会的教父们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很多是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工具来解释圣经中的很多奥秘。另外还有犹太教的解经方法也影响了天主教和古教父,强调“预表法”,天主教翻译成“类型学”。所以天主教的很多教义的确是跟圣经的明示不能对应,但是它符合圣经的奥秘,它符合圣经中的启示。所以天主教的神学要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启示的角度入手,第二个是从理性的角度入手。启示的角度入手,诉诸于敬虔,只要顺服就行了。主耶稣讲的话、登山宝训、摩西十诫,我们听就是了。我们在生活中把这些话作为我们的指引,来自启示。第二条路是来自理性,理性就要涉及到逻辑思维,涉及到严格的逻辑,涉及到很多古希腊哲学的论证,这个是跟早期教会,向雅典向真理的层面进军有关系。我们华人福音派主要是敬虔,主要是强调明示,不强调这个启示,也不强调奥秘。所以“唯独圣经”实际上消灭了圣传、架空了传统,但是又不敢否认三位一体,这就成了一个悖论。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把告解废掉了,自己后悔的不得了。没有告解怎么有赦免,怎么和好呢?所以他也很矛盾。但加尔文换一种方法来弥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教会现在研究加尔文跟清教徒,这是很了不起的。研究加尔文跟清教徒能够预备着我们回归大公教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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