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日程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马太福音 28：18
曼德
中国宣教史有“戴德生路线”和“李提摩太路线”的说法，但实际上在宣教课程中讲戴德生的篇幅远远大于李提摩太。前者是一个教会中人人皆知的人物，而后者却在教会中鲜为人知，倒是社会上的人，不时提到李提摩太的名字。其实正如与李提摩太同一时代、在中国温州宣教28年的来华英国宣教士苏慧廉指出的、近代所有来华外国宣教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提摩太。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更说:“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
李提摩太显然是宣教士中的异类，他更侧重通过文化事工来实现福音使命、更侧重上层精英、更侧重在政治、传媒、教育、科技、慈善等领域为福音的广传做预工，并最终达到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的效果----这种“李提摩太路线”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教会尤其是宣教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及福音传播已经不象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光景。教会已经由农村教会为主体变为以城市教会为主体；基督徒已经由农民等弱势群体为主体变为以社会中坚阶层（如专业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医生、律师等）为主体；教会对社会的立场也逐渐从封闭拒斥走向影响社会的积极立场。（如这次四川救灾就是中国教会第一次在全社会的亮相、另如企业文化界的基督徒企业家的“羊文化”运动就是在重建中国经济伦理）。众多教会也认识到法律上的维权、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文化上的拓展、媒体上的占据，是教会与福音能够加快传播速度的有效途径。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李提摩太路线应该提上中国教会宣教的日程，而更多地认识李提摩太显然非常必要。
目前汉语界出版的李提摩太传记并不多，苏慧廉所著的《李提摩太》一书，是比较权威的李提摩太传记。本文中的大部分资料与事实均出于该书。李提摩太（1845-1919），出生于英国南韦尔斯省。他在攻读神学时立志到中国传道。1869年他受聘为英国浸礼会宣教士，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之后，他游行布道于东三省、华北地区,在社会底层宣教。生硬地隔离两条路线也是不对的，因为两条路线经常交融，如李提摩太刚到中国，实际上还是采用“戴德生路线”的方法。他长达数年通过游走或者骑马、骑驴游行布道、医疗、发放福音书籍等来传福音。
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这场灾难大大改变了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当时山东、山西饿殍遍野、尸骨成堆、人吃人是常事;甚至有几批灾民要求李提摩太带他们造反。李提摩太出于基督徒的爱心和宣教的考虑随即把大量精力放在赈灾工作上。给灾民发粮、发钱、也协助政府救灾，并将《劝世真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向真神。救灾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传福音的最好渠道。四川地震我去了三次，第一次给灾民发放物资时说一声“耶稣爱你”，等2月后我第二次去,他们就主动地跟我握手，说：“弟兄、感谢主”，原来他们已经信主了。
不仅如此，通过救灾，李提摩太打开了一条向社会精英宣教的路线。李提摩太积极向地方政府建言，进献救灾良策；他也常与官绅合作发放赈灾物资,在合作中积极影响官绅。李提摩太在救灾中多方募集资金，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李提摩太从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主动会见李提摩太。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于是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
李提摩太将宣教中心从山东转移到山西，在山西他开始利用介绍西学来传播福音。他花1000英镑购买科技书籍及科学仪器，进行自修，并定期在大会堂向数百名中国官绅、知识阶层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当中国人开始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李给他们指出“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
同时，李提摩太开始结交权贵，联络士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筌、曾纪泽、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忻、刚毅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李提摩太与他们结交有两个目的：1，改变他们封闭保守、敌视西方文明的心态，进而对西方的文化宗教持开放的姿态，虽然几乎很少有官员因为与他的接触而信主，但他们确实改变了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看法。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等被清政府采纳；2，通过官员来影响对基督教的政策。在各地方允许自由宣教、禁止迫害宣教士、信徒、禁止攻击漫骂基督教的书籍的出版、和平解决教案等等。他的建议被很多地方官员采纳，由于政策的改变，宣教活动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义和团反洋时，很多受李提摩太影响的地方官员暗中保护了不少宣教士。
李提摩太的这种做法使我想到去年11月21日至22日由官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和家庭教会代表参加的关于家庭教会地位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实际上就是家庭教会人士积极影响宗教政策的“李提摩太路线”举动。在浙江、广东、福建也有不少基督徒企业家成为人大、政协等政界人物，他们能够坚持原则，积极地影响政府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实际上对福音广传具有巨大的功效，另如曾经活跃一时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也为各家庭教会捍卫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除了教会的宣教，我们也要看到政府有关宗教信仰的某一条政策的改变所导致的影响也绝不能小窥，比如邓小平改革开放、宗教上落实了不少政策，这些政策的改变确实是中国大复兴的成因之一。
“李提摩太路线”达到高潮的标志是李参与、引导戊戌变法。李提摩太所经历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西学东渐之风吹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界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戊戌变法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李提摩太作为为数不多的宣教士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宣教的层面，而是进入了基督徒履行文化使命的范畴。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他还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 当时地方上的知识分子，每到发报前期，都在数算新一期的《万国公报》还有几天能邮寄给自己。
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大批知识分子。张之洞从武昌发电报购买报刊和图书，他还向广学会捐资白银1000两。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集结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由此可见广学会对官员的影响。
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苏惠廉称《万国公报》“行销量最广，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公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对现代媒体的熟练掌握，是当代基督徒宣教的必须。网站、报纸、杂志、光盘、视频乃至电视台、电影，都是传福音的好窗口。在当下中国，网站、视频、内部报刊、光盘都是基督徒应该大大使用的宣教平台。这也是“李提摩太路线”的应有之义。
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他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然而李提摩太虽然纵横捭阖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康有为、张之洞也都内心里对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终究未能挽救戊戌变法的失败。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为营救、保护维新人士流亡国外尽了最大的努力。
很多人误解李提摩太参与政治太多，而对福音无益。而实际上他的参与民族的革新过程本身，在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让国民把他“一切的好行为，归给在天上的父”；当一个基督徒宣教士积极参与民族命运的伟大变革时，他所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整个民族也会关注他基督徒的身份，并对福音产生好感，进而接受福音。近年来，整个世界都在惊叹韩国的复兴，韩国是世界第二大宣教国家，是亚洲为数不多已经已成功基督化的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韩国近现代救亡图存的民族英雄，也大多是基督徒。根据正史记载，在韩国被殖民时期，基督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见和民主解放运动影响极大，当时最活跃的“独立协会”组织，大力鼓吹国家自主独立及民主思想，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全是基督徒。韩国抗日英雄、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也是在1903年信奉基督教的，他在中国所组织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基督徒。韩国基督徒在民族危亡关头承担了责任，也从而赢得了国民民心，这一切为韩国的基督化、韩国成为第二宣教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戊戌变法在保守派的绞杀下很快失败，面对失败，李提摩太并没有气馁，他继续中国宣教的事业，他笔耕不辍、著述颇多。除了政界、思想界，他也结交了佛教、道教等重要人物，通过文化学术交流，来推动福音的广传。1900年“拳匪”之乱平乱后列强要求中国赔款，李提摩太却倡议各国在赔款中拨出部份，在山西设立大学，推动中国的教育。他所创立的山西大学至今辈出人才、影响深远。
1915年，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职位。1916年，夫妇返回英国。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离世。李提摩太在华逾半世纪的工作，功效长留人间。他的劳苦也为上帝所纪念，他种下的种子，也有不凡的收成。在他去世时，中国已是“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至1920年，全中国教堂总数已达一万余所。教会学校、医院、出版机构、书店、教会孤儿院、养老院更是成千上万、到处林立。民国建立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界基督徒极多，比例竟一度高达全省官员的65％。那是一个信仰复兴的年代，其中就有着李提摩太奔波的工效。
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并非没有瑕疵，很多宣教学者认为他重视宗教交流、但有时过于对异教妥协，他曾多次认为佛教与基督教极具亲缘关系；他重视政治、政策的改变，但由于时局的变动，一切又要重头再来，不象扎根底层的“戴德生路线”受政局变化影响不是很大；李提摩太热衷于西方文明的推介，但很多人只接受这些文明的形式，而拒绝文明的内核，这一趋势最终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最具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以科学与民主来拒绝信仰、自以为上帝；有人更抨击他与孙中山唱反调、不识时务。毕竟，瑕不掩瑜，任何一条路线都是有利必有弊的，路线的优势如果稍一过分必然会导致它的缺陷，“戴德生路线”也不例外
(如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影响政治,后来无神论政权的上台并肆意摧残基督教与他们的这种消极方式有关) 。而我们做为后来者，更看重的是先辈们的宝贵经验对我们时代事工的重要启示和帮助，这些所有的经验都是对我们宣教使命的引领和援助。
不仅如此，在一个人人只熟悉“戴德生路线”而对李提摩太相当陌生的中国福音环境中、在一个基督徒构成群体已显著变化并趋向社会中坚力量、基督徒已开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已开始履行文化基督化的文化使命，并跃跃欲试在中国的媒体、赈灾、教育、企业、职场、学术、艺术、婚姻亲子、伦理重建乃至维权运动、参政议政等领域作光做盐时，“李提摩太路线”就具有了特别的时代意义。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群体在宣教历史上更应该了解的恰恰是“李提摩太路线”，在宣教策略上，除不断强化“戴德生路线”外，还应该让“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的日程。
1. 《李提摩太》，苏慧廉着，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7年再版。 2. 《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黄昭弘着，宇宙光1993年初版。 | 
发表于 2020-6-20 11:2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