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玲玲｜政治极化与西方民主困境
原创 祁玲玲 开放时代杂志 2022-06-04 11:59 发表于广东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图片来源：搜狐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政治极化已成为窥视西方民主运行困境不可或缺的视角，是当前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政治极化现象弥散到西方民主体制的方方面面，表现复杂。研究表明，政治极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包含社会经济不平等、人口结构变迁、种族文化冲突、媒体影响等带来意识形态分化以及政党认同的结构性变迁，同时受制于一国选举制度的设计，然而相关结论在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仍不甚明晰。政治极化既可能带来强政党以及政治精英更明确的政治立场，从而激发民主参与，形成更有力的反对派，使民主更好地运转，也有可能撕裂多元力量之间的民主共识，破坏政治妥协，进而形成政治僵局降低政府效率，甚至导致民主倒退与崩溃。然而，究竟怎样的条件可以激发政治极化带给民主的积极效应并遏制负面效应仍是未知的议题。这给美国政治之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出了理论与系统实证研究的双重挑战。
【关键词】政治极化 民主 政党 意识形态
过去十年西方国家民主质量持续倒退，尤其是2016年以来，脱欧风潮，右翼激进政党在欧洲大选中崛起，特朗普对美国民主的冲击等一系列政治新动向极大地考验了西方选举民主的韧性。此间，西方民主运行的困境伴随着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分化：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文化激烈冲突，进而折射在民主政治运行中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上。极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观察西方民主运行逻辑不可或缺的视角，该视角与精英政策制定、选民意识形态定位、政党认同，以及公民文化等现代代议制民主运行的核心议题相连，在学术界激起诸多争论。目前对政治极化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美国民主政治的研究领域，而比较政治学界针对欧洲、亚非拉民主的学术关注远远不够。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勾画当前政治极化的基本状况，展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极化现象的基本特征、背后的动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并指出比较政治学界如何有可能在政治极化问题上做出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学术探索，以期更好地理解当前政治极化现象与民主运行之间的内在牵连。 一、概念的辨析：何为政治极化？是否存在？ 政治极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就提出了“极化的多元主义”（polarized pluralism）的概念来分析意大利的政党体系，并纳入其经典的政党与政党体系分析框架，用来探讨政党体系中政党极化的政策立场和意识形态定位如何作为迎合多元社会的选民取向、建构自我生存的状态而存在。但这一概念此后运用不多，直至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媒体讨论和学术研究引用之后便铺展开，到新千年之后逐渐流行，成为分析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视角，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得到一定的推进。从概念上来说，政治极化一般是指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包括政党、政治代表、政治候选人、普通民众、媒体等在政策立场阐释、投票行为、政治观点等行为与价值上相差甚远，最终造成向极端发展的对立姿态。但是，究竟如何对此概念进行量化衡量并以定量的方式展示，学者们思路不尽一致，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中。 从萨托利开始，一般认为极化的状态是呈现“双峰”（bimodal）分布的U字格局。但有学者认为，正态分布的倒U型中也不一定不存在向两端极化的可能，因此提出了衡量极化中所谓静态的“水平”（level）与动态的“趋势”（trend）之间的区分。不过，“水平”和“趋势”这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后者也是通过测量和对比不同时期的静态水平获得的。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测量在特定时间点上的极化水平仍然是关键。然而，最大的争论并不在于对极化水平的衡量本身，而是所谓的“政治极化”概念中“政治”究竟所指何在？到底是哪些政治行为体在哪些不同的政治维度或议题上的极化呢？前者最重要的分野是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的政治极化，而后者主要指在意识形态、党派认同以及与各国政治运行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议题上的分化，这两个维度的组合形成较为复杂的政治极化概念以及对其的测量。 在美国政治中，衡量政治精英／政党体系极化程度的主流思路是测量国会当选代表的意识形态差距。运用该指标测量政治极化程度最经典的是基于美国国会历届代表投票记录编码形成“意识形态数据库”（DW-NOMINATE Scores）。作为在国会行为主义研究中非常成熟且随着国会投票记录不断更新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自建构以来几乎被应用于所有有关美国参众两院以及两党政治精英的政治极化实证研究中。但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数据库”这样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指标可直接利用，出现了多元的测量方法，例如早些年较为简练的方法是计算议会中“极端政党所占席位”。该测量方法只适用于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跨国比较研究，无法展开以政治精英为分析单位的行为研究。因此，不少研究仍然通过直接测量政党或代表在“左-右”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定位来确定极化程度，这可运用调研数据或专家评定的方法来进行编码。新近，有研究探索测量政治精英极化程度的新路径，比如对政治精英的辩论和演讲进行内容分析。相对于以上所列出的锁定描述个体政治精英的极化状态的思路，有些学者转向从“关系”（relational）维度进行测量，利用社交网络的方法解析立法机构代表们如何相互合作提出议案，或者考察政治精英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从而在他们互相交往的逻辑中测量极化趋势。 对公众极化的描述，主要集中于其意识形态距离以及对政党认同的分化。“美国选举研究数据”（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社会公众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等成熟数据库被大量用于分析美国选民在各个维度上的极化趋势，包括意识形态、种族、经济、个人权利、政党认同，以及新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态度等政治化的议题。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多党制政党体系下极化衡量指标应用相对广泛的是对立法机构中政党意识形态的衡量，利用“比较选举制度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CSES）这样的跨国数据计算公众对政党意识形态感知（perception）的差距。然而，依据意识形态单一维度指标来测量政党体系或政治精英极化程度的方法一直受到批判，学者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改进测量方法。一些研究试图糅杂“左-右”意识形态之外的维度（比如，宗教-世俗、体制支持，以及物质主义等）形成混合指标，在政治行为极化与意识形态／议题的极化之间做出区分，或者加入社会经济、道德原则、政治选择等元素来更精确地描述公众的极化状态，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极化概念的精细化，“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意识形态感知极化”（perceived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等多种概念被定义、被测量。总之，目前的研究正以更宽阔的视野、更精确的表述来全面审视西方民主中的政治极化。 以上所呈现的对政治精英、政党以及大众政治极化的多元定义与测量方法造成实证结果的复杂性。尽管关于政治极化的研究日渐繁荣，但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关于政治精英及大众是否真正走向了极化是存有争论的。早在2008年菲奥莉娜（Morris P. Fiorina）和艾布拉姆斯（Samuel J. Abrams）的综述文章就引用了大量前期研究，对美国政治正在走向极化的观点基本上予以否定，到2014年菲奥莉娜仍然坚持这个基本观点，并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还有研究表明，即便政治精英分化走向极端，美国民众的态度仍然是稳定的，调研数据中呈现的所谓极化的结果与对极化测量的偏误和对沉默的大多数选民的忽略有关。不过，自从2016年特朗普裹挟着右翼民粹旋风卷进美国政坛并获得总统选举胜利之后，美国社会以及政治中的撕裂基本成为媒体和学术界的共识，这也符合此前认为美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分化的主流观点。纵观美国的历史，政治极化实际上从美国建国之初的国父一代就已开始，但根据“意识形态数据库”中的历年赋值，当前的政治极化程度已经达到美国历史的顶峰，在一定程度上正挑战着麦迪逊式民主设计中的盲点。 相较于美国政治领域政治极化深入而精细的描述性呈现，比较政治学领域对当前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状态的理解远不够清晰。过去若干年的研究零星展示了各国政治精英与大众的极化状况，例如，讨论墨西哥大选中政治精英与选民极化结构的差异，各国社交媒体中的政治分化，欧洲各国政治极化的整体趋势等。其中，过去近二十年对于欧洲激进左右翼政党的讨论相对成熟，但这些讨论并没有直接纳入政治极化的话语体系，而是更多地沿袭了欧洲政党研究的传统。总体来说，比较政治学领域有关政治极化的研究往往将这些国家或地区内的极化现象视为既有的现象直接考察其后果或阐释原因，并未深入考量各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基本特征。近年来随着全球民主局势的恶化，政治学界开始打破政治极化研究中的美国研究与比较政治学之间的壁垒，试图广泛地展开全球比较，以展示民主危机中的各国政治互动的全球基本规律，但这样的研究刚刚起步。 二、政治极化作为因变量：什么因素导向政治极化？ 既然政治极化获得广泛关注，那么这背后究竟有哪些驱动因素？其中的因果机制是怎样的呢？在美国，首先需要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始于罗斯福新政，支持民主党的“新政联盟”在美国大选中开始分崩离析，尤其是南方州的白人选民转向保守的共和党。这一结构性变迁对于理解美国当前政治生态极为关键，这是两党的意识形态在经历二战后一段共识期之后逐渐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端滑行的开始。但是，美国社会此间在种族、经济政策、文化战争、外交等一系列议题上所出现的社会分化远不止南方州白人的政治认同转型，而是整个社会价值和态度基于这些议题的整体分化，并最终落脚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大分化。那么，社会收入、种族等不平等究竟如何转化成政治上的极化呢？这一问题同样适用于其他议题的分化向政治极化的转化问题，这涉及选民与政治候选人之间的互动逻辑以及选举制度基本设计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中间选民理论，立法代表以选区的中间选民取向为其国会行为的基本取向，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中间变量，即收入、种族等议题的不平等直接导致国会代表所在选区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化，在以竞选获胜为主要理性的逻辑下，政党政策必然要回应所在选区选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例如低收入人群可能更加倾向于高水平的再分配政策，将意识形态推向左倾，立法代表为获得连任就会积极响应这一诉求。在这一思路下，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化可以从总统选举中的两党初选就开始影响政治候选人的取向，因为当选民意识形态呈现双峰分布时政党更可能偏向提名意识形态倾向更为显著的候选人，意识形态站位相对中立的候选人因无法迎合两端选民的取向，其竞选的动力也更弱。尽管相关实证结果并不稳健，选民意识形态分化给中间选民理论提出了理论挑战，这是对该理论前提假设的否定。如果说在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民主党或共和党选区，中间选民可以轻松认定，那么对于意识形态撕裂的选区，中间选民则具有不确定性。已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单一选区的代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比意识形态极化选区的代表更容易极化。这与“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的不公正划分选区的视角产生了联系。在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下，政党的不公正划分选区的行为实际上只需要通过在既定的选区之内获得相对稳定的多数选民的选票即可达成目标，这一结论是基于有稳定的中间选民的基本假设。但如果选区中选民意识形态是高度分化的，那么选区划分的不公正既可能带来压倒性的政党支持从而导向更高水平的政治极化，也可能在极化的选区带来不确定的中间选民，从而导致“杰利蝾螈”与政治极化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 选区选民意识形态的结构变化也会影响政党精英，特别是国会中政党领袖在政治极化中发挥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政党领袖在议程设置，策略性运用国会行为规则，委员会的分配以及各种政策制定和两党互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也不无条件。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有条件的政党政府”（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理论，在选区选民意识形态同质化程度高且党派之间日趋极化的情形下，国会政治会出现强政党影响效应。当选区内选民的异质化程度高时，国会中的政党核心人物协调不同代表之间的诉求以取得政党内部团结的能力会被削弱，选区代表就更加倾向于减弱政党精英的干涉从而获得更多的自主以更好地回应选民诉求的多样性。尽管也有学者不认为政党影响的强弱是连接选区与代表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认为政治极化是选区意识形态变迁的直接结果，但政府中的政党作用基本是被实证研究确认的。因此，选区选民意识形态结构不仅可能通过中间选民理论的机制直接影响政党代表的取向，而且还可能通过钳制政党进而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 相对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的“繁荣”，比较视野的政治极化原因探讨仍有相当的学术空间。现有的研究沿用了美国政治中关于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中间选民理论等基本框架，但相关讨论不仅仅限于政党或选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党派认同“差距”，还直接延续了比较政治学中政党研究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关于激进左右翼民粹政党的分析中。这些研究除了追踪各国激进左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沉浮的基本事实之外，主要致力于探讨推动民粹导向的激进左右翼政党崛起的背后力量。纵观各国，激进的民粹势力在选举中的表现主要受制于两大维度，即所谓的需求侧以及供给侧。前者是学术探讨的重点，主要关注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国内经济与社会阶层分化，经济危机冲击下窘迫人群的艰难以及全球化流动中的移民问题带来的经济与文化冲击等；后者主要指各国不同的政党体系、选举制度、媒体等因素提供的制度性可能。从选民的需求角度来看，激进民粹力量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在全球化、技术进步中逐步边缘化的工薪及中低收入阶层看不到主流政党改变的可能之后会转向，支持激进力量，这样的转向往往会随着经济危机而加剧。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同时还推动了以自由、平等、自我表达的诉求为特征的后物质主义文化发展，这同样也会引起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然而在看似繁荣的研究中，各国不同制度安排、多样的社会结构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政治极化国别差异仍然是未知的比较政治学议题，而至于细化到以选区为分析单位进行制度主义分析的研究更是未曾出现。不过，最近几年有一个视角的分析在比较政治学与美国政治学领域展示出齐头并进的势头，即新媒体的出现与政治分化之间的关系。 从逻辑上来讲，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关系分为三种，即造成政治极化、无影响或可以减弱政治极化。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三种实证结果都已出现，但认为社交媒体会造成分化的研究结果更为丰富。公众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讨论中的极化在各国、各时间段研究中得到证实，而且新近出现的实验法、神经网络等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还在不断被用来展示社交媒体中的极化格局。社交媒体有可能增进政治极化的内在机制主要源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偏好、算法推送、平台个性化设置等所导致的“信息茧房”，在大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的政治讨论中则产生了“回声室效应”，于是极端的观点在螺旋上升中不断得到加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假新闻的传播与特定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的关联。但是，该效应并不稳定，被发现只有在社会运动中发生，而不能长时期存在。更多的反对声音认为，社交网络加大了接触随机信息的可能性，有利于建构“弱联系”，是拓展异质性社交网络的重要途径，在多元对立信息的辩论中可以减弱政治极化程度，比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脸书实际上缓解了选民的极化。两个理论的争论仍在进行，最新研究认为或许网络的异质性或同质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负面沟通（negatively toned language）的信息更容易产生极化效应，而且通过协商、改善算法等可以减弱极化取向。更细致的研究开始挖掘极化效应在不同党派中的不对称状态，认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社交媒体的极化效应更强，而保守主义的回声室效应不明显。总之，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研究在近两年可谓“欣欣向荣”，但日渐精致化的研究如何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并与广泛的政治行为相结合是该研究领域需要突破的重点。 三、政治极化作为自变量：政治极化与民主运作 从当前对政治极化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来看，关切政治极化主要源于它给当前全球民主带来破坏效应，但实际上政治极化与民主运作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在非常极端的意义上，政治极化表明政党及其选民完全处于对立的两端，然而更多的情形下，这实际是表明各政党从中心往两端转移的基本趋势，也是意识形态分布多元化的过程，更清晰地表明了不同政党／意识形态群体的基本定位。党派间意识形态明晰可以带来诸多积极的效应，政党可以给选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政策纲领，展示更明确的立场，而清晰的线索可以帮助选民在大选中更便捷地进行判断，这为回溯性的投票以及政策问责提供了更大可能性。这还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动员过程，因为政党明晰的导向可以吸引更多的选民，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多样化可以动员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中的沉默者，有些政治候选人甚至会采用“策略性分化”（strategic polarization）进入选举。多国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政治极化的“双峰效应”可以带来更高水平的投票率，而政治议题的多元化与选民的支持使得代议制民主的联合政府更为稳定。政治极化还可能有助于形成更好的政治反对派，极化的过程是意识形态在党派内部趋于同质化的过程，这可以帮助克服诸多党内的异见，形成领导力强且边界清晰的政党，从而更好进入政治竞争。在政策领域，政党在一定程度上的极化状态还可以帮助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张，因为意识形态分化下少数党进行“否决投票”的概率更大。因此，听起来似乎有悖于直觉，但政治极化的确可能带来更高质量的代议制民主，更高的民主满意度。然而，举目全球，当前西方国家政治极化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没有提高民主运行的质量，反而从各个维度危害民主的运行，那又是为何呢？ 如果说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极化趋势带来了政党政策的明晰具有积极效应，那么当一个社会中各个议题、社会裂痕都不断叠加、固化到意识形态的双峰状态并日渐尖锐对立，党派认同中的分歧将会打破精英以及民众对民主价值的深层共识，造成撕裂。在民主制度的运行中，多元的利益表达是民主社会的应有之意，为了让民主运转起来，利益博弈中的政治妥协是其内核，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会使多元利益之间的基本博弈与妥协无法进行，政治僵局直接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甚至全面失灵。政治极化可能带来的各种破坏作用，增加了政治讨论、竞选中的不文明程度，造成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不满，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形成政策制定中的拉锯战格局等。当政治极化趋于严重之后，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与过度的党派认同甚至会导致从精英到选民都无视民主价值的底线，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失败，以及此后其支持者对国会山的冲击就是个人及政党选举利益完全越过民主选举基本规则边界的典型例子，是政治极化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价值的重大冲击，也充分显示了在高度撕裂的社会中民主原则的脆弱性。当前一系列国家的民主规则遭遇的挑战表明破坏性的政治极化（pernicious polarization）对民主造成的困境已在各国蔓延，成为全球民主倒退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当前全球政治极化的基本格局及其背后的动因。应该说，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与政党政治相伴，但过去十年全球政治的剧烈变迁把对政治极化的关注带入新的阶段。就目前相关研究的现状来说，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将是未来学术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首先，要大大拓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极化实证研究。相比美国政治学领域关于政治极化研究的精细，比较政治学领域对该议题的关注完全谈不上系统化，还没有与比较政治学研究传统中的各个议题进行结合。虽然过去两年政治极化与全球民主困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概述性讨论，但从学术研究的深入性、系统性来看都刚刚起步。比较政治学者们不仅要精确地描述当前各国政治极化的基本生态并勾勒出国家／地区的差别，更要细致地挖掘第三波新兴民主国家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从而解释国家间极化水平的差异。另外，在比较研究中纳入美国案例进行各维度的跨国比较将是检验所谓美国民主例外性的难得的学术机会。 其次，要建构更为复杂的政治极化与民主之间的一般性理论。政治极化的状态从根本上挑战了唐斯（Anthony Downs）中间选民理论关于选民意识形态分布的预设，选民偏好的双峰状态对政党、政治候选人、选民的感知，以及选区内选民分布的格局都会产生影响，正催生更为复杂的选举理论。同时，政治极化在理论上可能改变多元利益结构下的博弈逻辑，这同时存在于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当中。政治极化既可能导向必要的多元化也可能导致（战略性）博弈中的对峙乃至断裂，究竟在何种社会制度条件下可能导致民主的崩溃以及威权体制下的断裂，都在呼唤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再次，引入全新的研究方法助力政治极化研究的全面展开。全新的社会研究方法包括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已经被学者用来捕获和解释不同视角下的政治极化现象，这也将是未来的趋势。新方法的运用不仅是技术更新本身，背后的根本驱动力仍然是对政治极化现象的复杂理解。在大数据时代，包括政治极化在内的各种政治现象表征在浩瀚的数据中，对数据的抓取和处理成为挖掘政治现象的多向度和理解复杂内在机制的重要路径。我们相信，多元方法论带动下的政治极化研究将有助于政治极化理论的拓展以及该研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全面展开。 祁玲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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