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爱德华兹——真实的人
爱德华兹是非凡的。根据多种评判，他都是最为敏锐的美国早期哲学家和最为杰出的美国神学家。在他的众多著作中，至少有三部——《宗教情感》(Religious Affections)、《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与《真美德的本质》(The Nature of True Virtue)——在更为广阔的基督教著作史上成为了名著。他思想的吸引力是长盛不衰的。每一年都会涌现出有关他的数部新著和数十篇文章、评论与研究论文。然而他亦曾卓有成效地为大众读者写作。他著名的大卫•布雷纳德（David Brainerd）传记，在19世纪的美国曾是一部宗教畅销书，鼓舞过数不胜数的基督徒去追求无私奉献的生活和传教事奉。他的著述，包括一些更为重要的著作，将继续激励着许多平信徒读者。他的文字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而他的生活则更是如此。作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宗教与社会运动中心的活跃分子，他督导着当地一场奇妙的复兴（revival）；这场复兴成为了美国一种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实践的原型。他曾充满活力地推动和试图界定那不久后接踵而至的声势浩大的殖民地及国际“觉醒”（awakening）运动。他是一位极受欢迎的布道家，他的“落在愤怒之上帝手里的罪人”成了美国最著名的一篇布道。作为牧师，他曾用多年时间牧养教区信徒，带领他们经历大觉醒及其衰退期，他也曾力图界定教会在一个城镇和地区里的作用，当时的城镇和地区正处在从清教传承向革命宿命过渡的时期。他对政治与军事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当它们对国际新教事业产生影响的时候。在诸事纷纭之中，他将许多时间用于灵修操练（disciplined devotion），有时还被推崇为一位默想者（a contemplative）。有七年的时间，爱德华兹作为一位传教士，面向一个充满危险的边疆村庄里的印第安人宣教。当他于54岁那年逝世之际，他是位于普林斯顿的新泽西学院的院长。纵贯其一生，他的经历受到了他与直系及旁系大家族之关系的影响。他的妻子莎拉，亦成了一位传奇性人物。他们抚养了十一个孩子并培育了那构成“一个美国王朝”（an American dynasty）的家族。
在撰写这部爱德华兹传记时，我的目标之一就是将他理解为他自己那个时代里的一位真实的人。由于他已成为了一个丰碑式人物，所以往往很难发现位于那座丰碑背后的“这个人”。况且，作为一场强劲宗教运动的最重要辩论者（controversialist），爱德华兹招致了许多激烈的反应。他拥有许多热心的仰慕者、许多诋毁者以及许多试图按照他们自己形象改造或复原他的人。而我的渴望——我肯定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则是，通过首次按照他自己的时代并用他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他，而使爱德华兹成为一个为各种各样读者所理解的人。
要理解爱德华兹的生活，就必须认真按照他自己的主张来对待他的宗教观。这也许适用于任何对其持有强烈成见的人物，但对于爱德华兹而言，这一点由于这样几条理由而需要予以强调。由于爱德华兹与一些现有的基督教传统相关，故而当前关于他的观点，就有可能受到我们对那些宗教运动之反应的左右。爱德华兹忠实于他从17世纪清教徒以及其在欧陆对应的“改革宗”或加尔文派那里继承而来的神学；他对18世纪国际福音派（evangelicalism）的出现亦至关重要。涉及它们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清教与加尔文派往往会引发强烈的反应。福音派如今已呈现出如此生机勃勃的多样性，以至于不通过这一后来大众化的透镜来看待这位先驱，已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爱德华兹预示了后来福音派的一些特征，但他是一位加尔文派思想家，思想非常严谨，并工作于18世纪的处境里，这些事实使得他极其不同于他的福音派继承者。而我们的挑战就是要跨入他的世界，并按照他本人认可的思想方法来理解那个世界。
在撰写爱德华兹生平的过程中，我并不想写成一部神学著作，甚至也不想写成一部实质上的思想传记。在希望能够将他的神学与思想充分整合进他生平的同时，我的探究亦反映了我作为一个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的兴趣。我的焦点主要在于，将爱德华兹理解为一位处在他自己的时空里的人、公众人物与思想家。在我的叙述中含而不露的，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痴迷：爱德华兹究竟是如何适合于或者不适合于在美国生活中那更大的宗教模式的。由于我不是常常中断叙述以阐明这些观点，所以我在这里建议读者能够记住这样一些主题。
爱德华兹的生平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具戏剧性和影响力的经久不衰美国故事的实例。成长在保守宗教传统里的无数美国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苦恼问题，亦即他们的排他性信仰应当如何与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美国处境相关联。这种张力尤其明显地体现在隶属于“民族—宗教”性社团的人当中——英国清教徒只是其早期实例之一，因为他们持有“旧世界”关于“一种真宗教”的理念。许多已经写就的美国宗教史，都强调多元主义的得胜。也许这是正确的。不过，这意味着，对于下列前提——亦即所有或大多数宗教，甚或大多数基督教宗派都或多或少是平等的这一前提——从未让步的那些人，在我们的历史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严肃对待。即便是在今天，也有为数众多的美国人，尽管承诺与其他宗教团体和平相处，但却坚信使那些团体的成员皈依自己的信仰是有关永生或永死的大事。不论喜欢与否，这种福音传教性的宗教一直都是并将继续是诸多普通美国人经验的一个主要部分。若想要理解美国文化的广袤地带，就必须要理解这种宗教经验的动态发展。的确，宗教排他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影响21世纪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爱德华兹在18世纪早期对于严格排他论基督教与现代生活之间张力的看法，极其不同于他19世纪那些继承者的看法；然而，不了解前者就很难理解后者。如果我们比较爱德华兹与他更为晚近的对手针对这类问题的较量，那么差别将会更大，即便这种比较仍是具有启发性的。我们遭遇到了，永恒的文化主题甚或永恒的人之主题意识，总是需要受到“不同时代之间存在着差别”这样一种意识的调节或缓和。
在我看来，一位传记作者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叙述一个好故事：它不仅能阐明主体，而且还能阐明围绕着主体的景象以及读者的视域。与分析单一理智问题和历史争论的专门化研究不同，这种阐明主要应当来自所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应当揭示一个真实的人——他的成功是在焦虑、软弱与失败中取得的。一生中的张力，往往最能阐明那个人以及所涉及的文化和更广泛的人类经验。就那些著名思想家而言，我们还希望能够理解和学习他们的思想。同样地，亦是在该思想家自己传统之内的以及在那种传统与其竞争者之间的张力，对于理解其思想的创造性与局限性，最具启发意义。
（摘自《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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