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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温州基督教会的契机、危机与转机(文/王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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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4 10:08: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6-10-04 王文锋 [url=]天人地之道[/url]

目录
                          
前言
一、教会之契机
1、千年道统中断带来的发展时机:
2、教会信众基数带来的潜在能量:
二、教会之危机
1、传统宗教力量带来的生存博弈;
2、教会转型过程带来的复杂局面;
三、教会之转机
1、在广度上拓宽国度胸襟;
2、在深度上扎好教会根基;
结论


                                       前言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地级城市的温州受到了远超过一个地级城市所能受到的关注。起先人们关注这个地方不仅是因为其私营经济异常发展,同时也关注温州人奔波世界各地的经商精神。鉴于温州人精生意、好经商(全国有280个温州商会,全球有480个温州侨团),因此其也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此后,另一个现象也同样引发不少人的注目,那便是温州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大约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尤其是在海内外广泛建立的温州人教会也一度引发人们的深思(海内外有数千所温州人教会),由此其也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就如上二者而言,人们不仅好奇于它发展的缘起和来龙去脉,同时也关注其目前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并为此做出种种的分析和解释。大体就温商精神而言,有人认为温州特有模式的精神面貌是基于一千年前发源于该地之“永嘉学派”的思想理念,该派学说立足于“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理念一度形成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相抗衡的局面(被主流文化群体视为“异类”),其也成为温州人“敢为天下先”、“不走寻常路”之发展路径的启蒙思想。而就目前温州基督教的发展局面而言,有学者则认为其缘起于文革时期温州人在信仰追求方面的顽强精神,因为早在整个中国基督教因文革动乱而陷于停顿乃至被取缔时期,温州教会却在其时表现得异常顽强。据《浙江省宗教志》透露,在文革期间仅温州瑞安县仅有秘密聚会点多达271个,私下聚会的信徒多达49650人,如果要算上整个温州市,在文革期间温州教会仍然有十多万人在坚持秘密聚会。就是说借由非常时期这种顽强的信仰精神以及由此而导致改革开放后的积极传教,从而使得温州成为基督教发展的重镇,并在海内外广受关注。
        不过,鉴于新时代下随着中外基督教交流日益频繁所造成的复杂格局,以及基于中国在经济层面全球化、政治层面左倾化、文化层面保守化等复杂形势的出现,温州基督教在这一波复杂的格局中能否再次显示其固有的顽强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能否持续保持其不屈不饶的传播态势,已成为包括温州在内的海内外基督教人士的深度关注。人们在关注其现状及未来态势时,不仅在探究它的有利局面,同时也在深思它的发展瓶颈。即温州基督教究竟在这一轮社会变迁中体现的是一种健康的发展面貌,以致于教会、于家庭、于社会、于国家都承担起“作光作盐”的先锋贡献,还是由于在信仰精神、思想沉淀、责任感方面失去担当勇气和发展动力从而日趋衰落。无疑,温州教会正如温州经济一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测试。
       鉴于温州基督教发展态势对于整个中国基督教所具有的深远影响,笔者将通过本文的分析和构思,希望为未来温州教会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仅供参考)。本文将以“契机”、“危机”及“转机”作为论述的三个面向,即以“契机”与“危机”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并以如何“转机”作为问题的最终回应。
一、教会之契机
1、千年道统中断带来的发展时机
        谈论当代温州基督教发展的契机其实就相当于探究其发展的缘由,无疑这跟百年来传统宗教在历经“五四”尤其是“文革”等“去宗教化”运动后所造成的局面有关。就是说正是因为传统宗教在经历这些运动后所形成的体系崩溃局面或道统中断状态才为当代基督教在温州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具体就当代温州基督教会的契机而言,可以说20世纪数度的政治风波和宗教压迫才使得温州教会自改革开放后引来了迅速的发展时机。
        事实上千百年来,就传统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而言,包括温州尤其是浙江地区而言,其曾一度在某几个时期呈现出比较活跃的景象。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境域的佛教就比较兴盛,有学者统计当时浙江佛寺一度占全国的24.19-35.32%。[1]而按《宋高僧传》本传及附传所记隋唐时期高僧共计518人,其中有俗籍及国籍记载者335名,浙江籍共计69人,占19%,排名居全国之首。[2]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佛教寺庙3901所,温州就占有42所。[3]此外隋唐时期浙江的道教一度也异常兴盛,据说当时全国道教“洞天福地”中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七十二福地,浙江的比率也最多。[4]
        此外就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而言,整个汉文化中心的变迁自宋开始在地理上大体呈现的是一种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发展趋势。其由西向东转移的标志事件便是“安史之乱”及北宋政权的建立,而由北向南转移的标志事件则是“靖康之难”后南宋政权的建立,由此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汉文化中心便“实现了由开封——洛阳的东西轴心,向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的转变”。[5]鉴于浙江乃是南宋的中心区域,可以说自此之后浙江也就随之成为包括宗教在内之文化的中心地带,[6]如方立天所言:“所以,宋元时期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为江南人士,其中又以浙江为最多,如禅家五宗之曹洞、云门、法眼三宗鼻祖良价、文堰、文益,宋代天台宗之主要代表人物义寂、知礼、遵式,宋代净土之省常,宋代华严之子璿等皆是浙江人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宋代以来浙江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7]毫无疑问,作为身处浙南的温州在期间也理所当然会受此宗教兴盛之风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至宋时温州光佛教寺庙就达200来所。[8]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里曾透露两宋时期温籍学者达241人,写有著作616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两宋开始,发源于温州的儒学分支“永嘉学派”更是一度形成了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相抗的局面。[9]此外,就民间宗教而言,浙江地区在不同时期也广泛流传过或外来或本土的民间信仰,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就有祆教、大秦教和摩尼教传入,元明清期间还形成了本土对太岁神、五通神的崇拜,其中对胡公大帝、陈十四夫人、刘猛将、妈祖、城隍等神灵的崇拜也异常兴盛。据不完全统计,自汉末开始直至清末为止,缘起于浙江的民间宗教就有弥勒教、白莲社、白云宗、应氏无为教、龙华会、长生教、天圆教、祖师教、皈依无为教、齐天教、大被教等11个。[10]
        不过,自建国后鉴于整个中国政治形势的左倾,浙江尤其是温州在宗教政策方面却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压制措施。据一些人回忆,早在大跃进期间该地区就曾被当作“无宗教地区”的试验地予以重视,之后直至文革期间该地区宗教活动之受压制现象就越发严重。据《浙江省宗教志》透露,1958年浙江曾有过“去宗教”的运动,如当时温州平阳县曾推动“三献一退”试点(献教堂、献圣经、献宗教用品,退出教会),甚至准备“从点到面,波及温州,影响全省”,当时温州基督教甚至把所有6大教派的宗教活动收编在一个教堂活动(城西堂)。[11]这种局面无疑将使文革后该地区的宗教活动趋向二个方面,即要么被铲除殆尽,要么将会剧烈反弹,事实显示情况恰恰朝着后者发展。笔者认为就改革开放后温州基督教迅速发展的态势而言,其根本因素就在于之前温州基督教受到异常的打压和迫害,换句话说,从信仰活动本身的规律而言,强势的压制很可能就会引发强势的反弹。
        此外就人性所具有的宗教属性而言,传统道统中断所造成的空缺局势终将会造就另一个道统脉络的发展和复兴。因为从道统的延续性而言,近代中国在历经“五四”尤其是“文革”的“去宗教化”历史进程不仅截断了中国的道统秩序脉络,甚至于摧毁或掏空了中国社会的道统基石,其最终的结局便是造成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少有的道统真空和价值虚无。[12]无疑,其为改革开放后包括温州在内的中国教会的发展和增长带来了难得的时机,因为基督教所倡导的拯救意识、博爱精神乃至平等意识不仅弥补了这一空缺。此外鉴于欧美等国在20世纪所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政治成就更是为提倡自由经济的温州人接受基督教带来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即基督教比起传统宗教来说它更利于人处理“入世”和“出世”两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代温州基督教会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近代悲剧历史导致的精神荒芜局面,同时也跟当地人认为基督教本身在信仰、伦理、制度等方面所提供的远超越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有关。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社会之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的空壳现象与当代中国教会之复兴形成了反比,即民众因为无法在共产主义及传统宗教精神方面寻求到实质的价值意义,那么他们转向基督教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13]
                     
2、教会信众基数带来的潜在能量:
        要提及温州基督教的发展状况,无疑其占据总人口10%多的信众基数是一个重要的亮点。[14]这个数据要比基督徒占整个中国总人口的比率高得多,如果按北京大学CFPS之“中国宗教跟踪调查”的数据(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人口的比率合计为2.3%),[15]温州的基督徒比率比全国平均要高4-5倍。不难想象,基督徒人数愈百万,超过总人口十分之一的信众不仅意味着一种具体的比率数目,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据历史学家推测君士坦丁接纳基督教而颁布《米兰敕令》时基督徒占罗马帝国总人数也恰好为十分之一,[1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十分之一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
        事实上,就温州整个城市的商业特征及基督徒所处的社会身份而言,十分之一的人口比率更凸显了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温州基督徒在整个社会群体的构成中呈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既是说不管是底层群体还是中产阶级抑或是精英阶层,基督徒在期间都占有同其他群体相同的比率,也就是说基督徒在温州社会各领域的构成中丝毫没有因为受意识形态或传统思维影响而特别凸显出一种回避或被排挤的现象,其中多数基督徒还在政商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此外如果以温州所具有的全球经商网络结构来说,“温州基督徒”的概念就又将意味着一种全球性的资源和人脉网络。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人不仅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中国商人踏出国内走向全球的代表角色。据“2016世界温州人大会”的报道显示,在1000万温州人中,定居在外的温州人大概有243万人左右,其中175万人遍布在中国各地创业,他们在各地建有温州商会达280个;而在海外则有68万温州商人遍布在131个国家和地区经商,他们在世界各地共成立有400个温籍侨团。在此,笔者大概预估一下“全球温州基督徒”的概况,如果按十分之一的基督徒比率,那么遍布在海内外的温州基督徒总数将是24.3万人。据说,温州人在当地都建有教会或聚会点,如果按平均100位基督徒建有一个教会或聚会点,那在温州以外由温州人建立或负责的教会或聚会点将达到2430个,如果按50位基督徒建有一个教会或聚会点,那总数将会是4860个。[17]
        鉴于温州人散布世界各地的特点,可以说温州教会更是在普世宣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遍布在一百多个国家的温州人教会都将会是温州教会开展普世宣教的潜在力量和平台。[18]因为这些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教会能提供众多有助于宣教的优势条件,比如他们能具有适应当地语言、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优势。不难想象,如果能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推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教会加入普世宣教,那无疑将是中国乃至世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宣教力量。
        而从温州当地基督教自身而言,无疑这种基数的最大潜在优势即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它将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群体。如果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为温州基督徒的发展做一个概述的话,就会很清晰得知其未来的发展潜力。据政府内部档案显示,解放初期温州的基督教人数为119567万(其中基督教83308人,天主教36259人),而到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时则为31万人。[19]而来到1990年时,据有学者统计当时温州基督宗教人数为45万7034人(其中基督教为381167人,天主教为75867人)。[20]
        当然要估算目前温州基督徒的人数及其未来的增长数据显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截至今日还没有学术机构为此进行过专门的严谨抽样调查。不过,温州相比起整个中国来说毕竟更容易了解和掌握,因此我们基于一些可能的信息基础不妨做一些猜测和假设。如果我们依据《基督教的兴起》里作者罗德尼.斯塔克在研究公元前四个世纪罗马帝国基督徒增长情况的二个数据基础来研究温州基督徒自建国后的增长情况,或许同样会得到比较合理的数据。这二个基础数据便是“初始时的数字”和“终结时的数字”。按斯塔克的推算,如果“初始时的数字”即公元40年时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基督徒为1000人,“终结时的数字”即4世纪初康斯坦丁皈依时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为600万(占罗马帝国总人口6000万的十分之一),那么这三百年来罗马帝国基督徒的增长率便是每10年增长40%。[21]
       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以1950年建国初期温州基督徒人数119567人为“初始时的数字”,而以1990年43400名基督徒为“终结时的数字”。那么建国后至今温州的基督徒增长趋势也是每10年增长40%左右,我们不妨列表做分析和展望:
                 温州基督徒人数增长情况(基于每10年增长40%的比率)
         年份
     基督徒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1950
119567
4.33%  (总人口276.06万人)
1960
167393
4.77%(总人口350.59万人)
1970
234350
5.26%(总人口445.25万人)
1980
328090
5.80%(总人口565.46万人)
1990
434000
6.86%(总人口633.09万人)
2000
607600
8.03%(总人口755.80万人)
2010
850640
9.32%(总人口912.21万人)
2020
1190896
11.89%(总人口1000.94万人)
2030
1667254
13.80%(总人口1208.03万人)
2040
2334155
16.00%(总人口1457.97万人)
2050
3267817
18.57%(总人口1759.62万人)
                     
二、教会之危机
1、传统宗教力量带来的生存博弈: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得到恢复的话,很显然这种恢复是针对所有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尤其是对传统宗教而言。在此,作为温州基督教群体来说,他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一波恢复的过程中所有宗教群体整体上的发展状况如何,以及自身在这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就是说基督教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关注自身事工的走向,同时也要关注其他宗教的整体走势。因为一个地方之基督教发展的状况总会在不同宗教群体中形成某种竞争和张力,这种竞争和张力有可能会给基督教群体的处境带来相应的生存竞争和发展压力。
        就温州地区而言,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传统宗教异常活跃,其对温州基督教发展的牵制作用越发明显。据一份来自温州大学“温州民间信仰调查报告”显示,温州全市已登记的宗教团体数量为4000多处,其中佛教和道教均超过1000处(基督教教堂也为1000多所)。如果综合温州各大宗教所有的活动场所,其规模占据浙江省的50%,是全国的二十分之一。此外该报告显示温州各大宗教教职人员共10720人,规模也占浙江全省的50%,其中佛教达2000多人、道教达3600多人(基督教达4500人、天主教70多人)。[22]据“天下佛寺网”网站之“浙江省寺院大全”显示温州具有代表性的佛寺居于全省之首,达96所(杭州39所、宁波42所、绍兴42所、嘉兴37所、金华34所、湖州80所、台州22所、舟山28所等)。[23]而据“温州市道教协会”网站显示(截止2009年),温州道教宫观更是高达1915所,道教教职人员达3505人。[24]此外温州的祠堂数量也是惊人,其规模应该不少于5000座,因为仅苍南县就已达875座祠堂。[25]而在民间信仰方面数量更是惊人,据温州市民宗局负责编制于2015年1月27日推出的《温州市宗教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专项规划(2013-2020)》统计,目前温州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仅官方已登记在案的就已达8579处(20平米以上),[26]据了解,这其中于2000年前后十年建成的达6104所,占71.2%。如果按数量比较,其是基督教的数倍。民间信仰的对象更是星罗棋布,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英雄崇拜、神灵崇拜等包罗万象,几乎乡乡有庙宇、村村有神灵,呈现的是神灵杂、寺庙多、信众广、影响大,民众时常是“逢庙必拜,见神烧香”。其中既有全国性神袛崇拜也有本地神灵敬拜,前者如泰山神、土地神、城隍神、财神、灶神、关帝、雷公、电母、门神、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如来佛、八仙等;后者则有东欧王、广济侯王、胡公大帝、杨府大神、陈十四娘娘、齐天大圣、济公、平水圣王、张三令公、妈祖、陈府圣王、周氏娘娘、庐氏孝佑圣母娘娘、送子娘娘、汤和公、威济候、仁济圣王、惠民大圣等具有地方色彩的神灵崇拜。
        无疑传统宗教及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在终极关怀、精神凝聚、社会责任、家庭伦理等方面会出现一种竞争格局,尽管这场竞争不会出现面对面的交锋和对峙,但其在家庭、单位及社会等领域不可避免将会争夺人心和民心。对基督教来说,究竟教会群体能否在信仰精神、伦理精神、敬业精神、守法精神等方面体现出比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已成为温州基督教必须要面对的局面和意识。
        此外,尤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传统民间宗教在政策和社会舆论方面比起基督教来说更有利,即其在生存和发展空间上大多获得当地宗教部门默许乃至积极鼓励,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它们还一度被当地政府作为制衡基督教发展的博弈势力。就是说当地有关部门有可能会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民族情结按“此消彼长”的原理来有意压制基督教群体的增长态势,即有意识、有计划通过政策倾向来力促发展本土传统宗教势力以此来压制基督教的发展。[27]
        总之,从某种程度而言,传统宗教的势力比起政府部门的限制来说对温州基督教更具有挑战性,因为传统宗教群体与基督教在精神理念和社会责任方面已形成直接竞争的局面,尤其在伦理道德规范和人道慈善救济层面。
  
2、教会转型过程带来的复杂局面:
        就当下温州教会发展的内部状态而言,其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和挑战便是如何在维护传统信仰精神前提下仍能胜任于时代的发展需要。具体而言,便是如何能在教会体制、领袖交接、文化使命、神学教育等方面于教会与社会、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海外等之关系方面做到良好的衔接和取舍。
        首先就教会与社会方面而言。客观而言,温州教会在社会与文化使命方面近十几年来是有不少事工在推动的,比如相继有开展慈善事业、关爱民工事工、商人团契自律宣言等举措。但就基督徒在社会所占比率以及温州教会所具有的人力财力资源而言,显然还远没有体现其应有“做光做盐”的积极作用。比如从温州城市特有的经商氛围和商人道德角度来讲,基督徒还缺乏在社会起到“道德榜样”和“伦理先峰”的广泛影响,不少商人基督徒的作风和做法不仅不符合信仰原则,甚至也不符合社会法律规范的条文。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不少基督徒可以在事奉上积极忠心参与,但却在商场上也照常弄虚作假,另外很多商人基督徒一方面对福音事工积极奉献金钱,而在经商上却又照常大肆“违规操作”。当然,能理解整个社会风气和“潜规则”对基督徒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但如果教会无法在这些层面实现突破,那么基督徒在社会里的正面形象将始终难以确立。或许温州“老板基督徒”的优势和劣势都在此,即老板基督徒能带给温州教会特有的资源,同时亦会造成“教会商业化、世俗化”的危机。总而言之,对于温州教会来说,究竟是教会神圣文化净化社会不良风气,还是社会不良风气侵蚀教会信仰根基将是日后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面临宪政法治、伦理道德、环保卫生等议题挑战时,基督教群体在期间究竟能扮演到什么程度的角色。
        其次就教会体制管理和新老人事交接方面而言。温州教会将面临一个现实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面对乡镇与城市之城乡交融及本土与海外之牧会理念碰撞中,如何实现片区牧会体制与堂会牧会理念的转型和取舍。就传统片区教会而言,其主要特点为:片区统一管理、事工联合开展。所谓片区统一管理,其意是指教会的权利管辖范围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因此教会行政和牧养形式就自然形成以区域为主的统一管理模式。简单的说就是,每一个行政区如县、镇、乡都会形成一个区域的教会总会,一般来讲该区域教会会在牧者差派、行政策划、培训教育、财务管理等事工运作上自然形成统一的安排。[28]可以说地理位置在这种模式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温州本地信众群体和教会牧者都为固定人员,因此一旦形成统一的教会管理体系,就很难再有本区域第二个教会体系出现(除非是教会分裂)。[29]这种模式固然有其显著优势,比如有利于教会事工的统一安排和迅速抉择。
        不过,近十年来随着一轮教会体制转型热潮的冲击,温州教会内部正面临一场全面的震荡。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一些原有以聚会点为主的教会纷纷调整为堂会制教会,相应其管理体制也在迅速发生转变,即从家长式的英雄领袖模式逐渐过度到体制式的团队带领模式。同时教会也逐渐出现了文字性的约束条款,即不管是在教理方面,还是事工方面,抑或是纪律方面,都逐渐出现了成文的规条。无疑温州整体教会的管理模式将面临重新洗牌,这既意味着温州教会的发展良机,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前些年出现新老两代牧者在教会管理及植堂试点上的多起冲突事件可以清晰显示这一点。纵观这种张力之情形,表面上看只是在于双方教牧理念上的分歧,其实从根本上看乃是多种因缘的集体爆发。比如如何面对城市变迁及现代公民意识的强化所带出新老领袖关系的全新认识,即传统基于师傅-学生关系定位的师徒模式与新时代基于契约精神的聘任关系如何协调。同时双方对教会支配权的张力也是一种缘由,即传统基于派单式之总会——聚会点垂直化管理模式与新兴基于植堂式之总会——分堂松散式管理模式的张力。事实上双方对教会权力之主导权的支配和分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由,即新老领袖还未在隐退、交接方面做具有条文式的详细制度规定,这难免将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测的权力张力和冲突。此外,新老两代在对海内外资源重新分配的博弈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因由,尤其是随着近些年一些年轻领袖在接触海外资源以及就读海外神学所形成的资源博弈和观念分歧局面无疑将会使得温州教会在新老二代领袖间的张力越发激烈。
                              
三、教会之转机
        作为在信仰上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之温州教会来说(如同在经济上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不管其是否配得上这些称呼,也不管外人如何看待他们。眼前的现实是这个称呼已基本被定型,换句话说,温州教会应该要义无反顾地真正落实“中国的耶路撒冷”的使命和责任。
        而就具体的展望而言,笔者认为需要在二方面去落实这种使命感。其一便是要在广度上拓宽国度胸襟,其二便是在深度上扎好教会根基:
1、在广度上拓宽国度胸襟:
        往常对温州教会来说,其最大的优势便是能在世界各地依据温州人固有的“抱团”精神拓展基督教会的事工。不过,也正是因为温州人的这种“抱团”精神局限了温州教会的国度心胸,它需要做出的突破便是如何在人群、习俗多元化的整个中国教会格局里体现其作为“中国耶路撒冷”教会的时代责任和胸怀。为此,笔者有如下几点建议:
        其一,就温州本地教会而言。当地教会领袖应该要有广阔的胸怀允许更多不同神学倾向、不同牧会理念、不同地域牧者的教会出现,就是说领袖们应该要打破原有的片区垄断格局,允许自己片区出现不同神学倾向(比如改革宗倾向、循道会倾向、灵恩倾向)、不同牧会理念(比如类似于浸信会模式、长老会模式、圣公会模式)、不同地域牧者(比如独立的江西人教会、安徽人教会、河南人教会)的教会。这种开放并不是要重新提倡宗派或教派,而是说温州教会如果要形成一个在中国范畴里具有影响力的教会,那本地教会就应该要有广阔的胸怀让更多“非温州传统因素”在当地生根发芽。就教会形态而言,就应该要有胸怀让更多与原有不同类型的牧养模式和神学思想存在和发展(只要都符合大公传统)。事实上,这种开放将会极大力促温州教会走向具有整全性的发展和复兴,因为彼此之间将会带来健康的张力,有张力就会有动力,有动力才会有活力。笔者建议温州当地应该要允许和宽容至少5至10种基于不同神学和宗派倾向的教会生存(只要基本信仰原则一致),以让教会在发展中互相激励、彼此砥砺,以求在信仰原则上保持统一的原则下,在发展类型上尽可能允许多元,即提倡基要信仰上的统一、事奉心态上的合一、牧会方式上的不一。[30]
        其次,就在外温州教会而言。其教会领袖应该要在事工拓展和牧会理念方面做到平衡发展,一方面试图尽可能把温州教会模式的良好传统带出去,比如温州基督徒善于开拓、凝聚力强、义工发达等;同时,又要积极建立具有国度性胸怀的事工心态,即要打破地域教会传统习俗,努力让“温州教会”成为“中国教会”乃至“世界教会”。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便是要在观念上要有突破,要认定教会即或是温州人首先创立,但教会本身已不是温州教会,而是朝向具有“中国地域观念”、“普世宣教使命”的教会。就具体做法而言,首先便是要吸纳更多非温州牧者进入教会核心同工队伍,让整个教会在顶层设计方面就具备更广阔的属灵视野和事工胸怀。笔者认为在外温州教会在牧者构成上应该至少要预留三分之一名额给非温州人来做牧者(更提倡全面开放),以使牧者团队有更多元的视野和胸怀,此外如果教会发展一定程度需要非温州牧者来做领袖,那原有温州牧者团队就应该要有坦荡心胸来予以接纳和支持。
2、在深度上扎好教会根基:
   
       从根本上来说,温州教会要想在时代处境下体现其作为“中国耶路撒冷”的角色和使命,其必须要在整个教会的深度上扎好根基。其具体做法需要在如下几方面做战略性的布局和计划:
        1)、要全面性、系统性总结过往的牧会理念。就是说要专门成立教会的文字理论队伍,把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教会发展和复兴的众多经验做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梳理和整理,以形成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的牧会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特殊牧会理念的教材和课程体系,以提供给各地教会参考和学习,类似于形成如系统的“马鞍峰教会牧会理念”、“大地教会牧会理念”、“救赎主长老会牧会理念”等。按笔者的观察,温州各地教会至少可以总结出10套具有温州本地特色的牧会理念体系以供其他教会参考或借鉴。
        2)、要花代价建立庞大的全职牧者队伍。往常对温州教会来说,最大的牧者队伍是义工,就是说温州教会大部分的事工并不是全职牧者在推动而是广大有使命感的义工基督徒在推动。这当然是很好的现象,应该要继续大力支持和鼓励这种做法。不过,鉴于教会需要深入牧养和广泛开展事工,尤其是因着牧会植堂化趋势的显著,这就需要教会加大马力投入对全职牧者队伍的建造,要不然教会根本无法在牧养和事工开拓上做到深入、持续和全面。事实上,就温州教会而言,应该有条件使一百信众配备一位全职牧者的可能,因为温州教会具有这样的财力资源和信众基础。如果按温州目前100万基督徒来说,至少要配备1万名全职牧者。从某种角度来说,温州教会日后能否持续复兴和发展,关键在于牧者之“质”和“量”二方面的提升,就“质”而言,关键在于能否推动更多人加入全职事奉,就“量”而言,则关键在于能否发动多少基督徒投入义工事奉的队伍。
        3)、要打造具有文化和神学深度的教育机构。万事教育为先!对温州教会而言亦是如此。如果温州教会希望在日后数十年能持续发展乃至带领中国教会走向新一轮的复兴,那么其本身首先需要做的便是要在教会教育层面加大力度投入和栽培。这其中尤其需要做的便是二个层面的工作,其一是培养见多识广的神学人才,其二是组建具有文化和福音双重使命的神学教育机构。就前者而言,教会领袖应该要依据现实需要从不同层次来培养人才,如果是基于一般牧会需要就可以在当地神学院培养,如果是基于培养领袖性牧者需要就可以输送到东南亚不同神学院培养,而如果是需要作为培育当地神学教育负责人,那就尽可能创造条件让他们去欧美神学院栽培。此外,基于长远考虑,温州教会必须要有长远视野来建造属于自己的正规神学院,这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便是要培育一大批获得系统神学栽培的哲学或神学博士级人才,这并不是要提倡“学历至上”,而是基于日后神学院建设的现实需要。无疑具体的做法便是要努力输送一批在信仰、品格和学识方面都优秀的年轻人去欧美留学,以寄希望在数年乃至数十年时间里培养一大批高层次神学教育人才来支撑温州当地的神学教育工作。笔者期待在日后30年内温州至少应该培养100位具有神学或哲学博士的神学教育人才,以此来推动温州神学教育的整全发展。
        4)、要重视宣教事工的重要性和多元性。如何深入推动具有得天独厚之温州教会的资源以投入普世性的宣教无疑已成为衡量温州教会乃至整个中国教会是否能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至于如何具体推动,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要加强对宣教事工的重视程度。从领袖到普通牧者,从普通牧者到大众信徒,一定要加强全体信众的宣教意识。笔者建议要推动温州教会把三分之一精力、人力及财力投入到宣教事工中去,要改变教会对宣教“只赔不赚”的错误观念,使会众明白宣教事工是教会生存和发展的终极使命,如果没有宣教基督教就会变成一趟“死水”,只有宣教才能激活基督教的活力和动力。
        其次要强化宣教的多元性意识。笔者认为温州教会应该在如下几个层面来推动宣教:本地宣教、反向宣教、寄居宣教、专向宣教。所谓本地宣教就是要推动当地信徒在亲朋好友、街坊邻里中加强“传福音”和“作见证”的使命感;所谓反向宣教,就是要在200万外来务工人群中(新温州人)做战略性的宣教工作,要意识到每一位“新温州人”的皈依将意味着一位“新宣教士”的产生,因为他们将会把福音带回到自己家乡:所谓寄居宣教,就是要全力发动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教会来投入当地宣教乃至普世宣教,要让他们充分意识到温州人的普世性即意味着普世性的宣教;所谓专向宣教,就是指教会要专门成立系统性的、外差性的、专门性的宣教机构,以长期培训宣教士和支持宣教事业,笔者建议日后30年内温州至少应该差派出1000名全职的宣教士。
        此外,就宣教的多元性而言,还应该要注重推动不同类型的宣教事工,比如除了传统的福音性宣教事工外,还应鼓励职场基督徒投入对文化性宣教事工、慈善性宣教事工、职场性宣教事工的关注和事奉等,努力做到“人人皆祭司、行行皆禾场”,尤其是要在具体工作中做到事工的平衡发展,即福音性与文化性的协调发展。

                                        结论
        不管评价如何,也不管承认如何,温州教会作为“中国耶路撒冷”的名称已被确定,因此等待温州教会的眼前问题就是如何在梳理历史、正视现实的情况下积极去展望和憧憬未来。而就温州基督教的发展态势而言,其发展的关键点在于需要把握好内外二个环境的状况。就外在环境而言,其在信仰精神、社会伦理及家庭责任方面相对于传统宗教来说能否更具有内在和本质的吸引力将是其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温州基督教会面对自身发展时其必须要自然而然并实实在在于社会层面体现出其优于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优势,以此体现具有启示性之基督教信仰的独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而就内在处境而言,其在教会体制、牧者待遇、神学教育、宣教事工等方面能否得到有效改善和重视将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温州基督教会的发展之关键点在于其自身能否在新时代下凸显出其勇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面貌,以此来推动中国教会走向更为健康的发展局面。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前书4:10-11)

         


[1]《浙江民俗史》一书将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的佛寺总数做了二种统计,一种是根据僧传和僧行记载,另一种是根据方志统计。其中前者显示当时全国佛寺总数为248所,浙江为40所,占总数的24.19%;后者显示当时全国佛寺共有790所,浙江为279所,占总数的35.32%。参见陈华文:《浙江民俗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页140-141。
[2]参见《浙江民俗史》,杭州出版社,页168。
[3]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34、143。
[4]十大洞天里浙江有三处,三十六小洞天里浙江有九处,七十二福地里有14处。参见《浙江民俗史》,页166。
[5]同上,页88。
[6]在南宋时期各类人才中浙江人士就高居榜首(包括宋史列传人物、宰相、词人、画家、儒者),其头三名为浙江人士786人,福建人士375人左右,江西人士291人。参见《浙江文化史》,页188-189。
[7]同上,页88。
[8]参见温州佛教协会网站:http://www.jiangxinsi.com/wzfx/main/fjzList.asp,2016年10月2日下载。
[9]全祖望曾说道:“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旨,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
[10]欧阳恩良:《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0-27。
[11]当时杭州市佛教界甚至把全市僧尼和寺庙进行集中收编,其中将800多僧尼“分别作了妥善安置,并将531寺庙实施包租,仅剩36处。”像宁波、鄞县、慈溪等地天主教、基督教及佛教的僧尼和神职人员甚至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而淡化本职工作竟去兴办酒厂、草包厂、制盒厂、制刷厂等世俗事务。参见《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三)宗教大事记,浙江省宗教志编辑部,1993年,页142-143。
[12]众所周知,自晚清以降,因着西方现代文明借由各种形式的入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颇为曲折,期间不仅各种社会思潮异常踊跃,乃至最终还导致政权频繁更迭,其最终造成的局面便是在“科学与民主”、“革命至上”之实用主义意识下逐渐失去了它的核心道统脉络(传统道统丧失殆尽,外来道统又受到排斥)。其历史历程大致如下:自鸦片战争落败开始,近代中国政学各界开明人士便开始围绕西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理念。一开始的思想是“师夷制夷”,即如魏源、林则徐等人希望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意图下,寄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和制度来自强国力。之后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则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准则开启了“洋务运动”,试图以仿效西方先进工业和技术来达致富国强兵。但既不幸又意外的是中国竟于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由此中国便面临国破家亡的时代处境,于是主张改良器物的“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之理念逐渐被主张改良制度的“变法维新”之风潮所压倒,有识之士如康有为、严复、粱启超、谭嗣同纷纷提倡学习西方、改革制度、发展工商,以求救亡图存。但不幸的是主张维新改良之运动即戊戌变法竟遭受失败,由此以主张革命理念的“三民主义”的风潮便逐步压倒主张改良理念的“维新变法”运动,并在历经多年后于辛亥年(1911年)竟成功推翻清王朝而历史性地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权——中华民国政府。不过鉴于政党利益错综复杂,民国政权又在宪政与专制之间翻来覆去,期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出现,社会便逐渐形成更为激进、更为彻底的反传统文化、反封建意识,其典型事件便是新文化运动,于是“全盘西化”的思想也随之出现,并一度成为主流意识。
        到此时,中国便进入了一个异常关键的历史时期,即在社会已翻天覆地之时如何选择“核心道统秩序”的问题,是选择西方还是选择中方。结果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中方,不是“过犹不及”就是“矫枉过正”。比如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其追寻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精神为落实国家现代文明找到了合理的理念依据,但其过于“颠覆”和“批判”的意识却又把文明的根源忽视了,即动摇了包括儒释道、基督教等中西文明的基石。[12]尤其是由法国大革命之“激进民主”与列宁主义之“激进共产”合流为“暴力革命”理念并被中国各政治势力所推崇后,“武力”与“革命”便成为了以国共为代表之政权的思维逻辑和运作手段。此后之“枪杆子出政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口号更是把中国导向了“自掘坟墓”的境地。比如爆发于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本意是要防止资产阶级复辟而造成的贫富差距,以守住无产阶级的平等意识,可却因为领导人过于政治化而酿成了民族和国家的灾难,其结果不仅造成了民心的“上无信仰”,也同时带来社会的“下无信任”。由此,整个中国便落入了“何去何从”的迷茫和“无法无天”的境地。
[13]如果我们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CFPS)的数据来比较传统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宗教热忱度时,就会清晰基督教与传统宗教在信仰热忱度方面的比较优势。比如在“宗教组织参与率”一项里,佛教仅为2.97%、道教仅为5.36%,基督徒的参与率则高达31.06%(此外伊斯兰教为17.71%、天主教为18.82%);而在“宗教活动参与频率”方面,能达到“一周一次”参与宗教活动的基督徒达到41.7%,而佛教徒仅为0.1%,道教徒仅为0.9%(此外伊斯兰教为16.7%、天主教为17.6%),尤其是在是否“从不参与宗教活动”这一项,佛教徒竟有40%,道教徒更高达60%,在这一方面基督徒最低为16.7%(此外伊斯兰教为21.9%、天主教为24.7%);此外在“对宗教重现的评价”一项里,认为宗教对自己很重要的基督徒高达67.3%,略高于2/3,认为不重要的仅占6.1%,而佛教徒和道教徒认为宗教对自己很重要的的数据为26.2%和29.7%,均未超过1/3。参见卢云峰:《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载《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页22-23。
[14]陈村富:《宗教与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15]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支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之分项目“中国宗教跟踪调查”于2012年的报告中显示,基督教在中国人口的比率仅为1.89%,如果加上天主教0.41%,则合计为2.3%。参见卢云峰:《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载《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页11-25。
[16]罗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书里综合多位历史学家的观点认定公元4世纪初即康斯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时罗马帝国总人口为6000万,而基督徒的人数大约为600万,大约占总人数十分之一。作者指出,康斯坦丁正是因为看到基督徒人数庞大对自身执政的积极影响而决定要接纳教会。他这样指出:“康斯坦丁大帝发现当时的基督徒数量相当庞大,以至于他认为接纳教会将会对他的统治很有帮助。”参见[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6。
[17]两种情况需要说明:可能包括一些温州人去非温州人教会聚会,但也可能包括一些非温州人来温州教会聚会。
[18]曾有一位在意大利经商的温州基督徒就坚持长期资助温州当地牧区35位传道人。参见曹南来:《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76。
[19]参见《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宗教大事记,浙江省宗教志编辑部,1993年,页19。
[20]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页35。
[21][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页4-8。
[22]盛军波、陈月夏、林琴宋、嫦媚、孙杭萍、严本治:《温州民间信仰调查报告》,温州大学法政学院中国精品文化课程。源自网站: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504/09/753701_374393665.shtml,2016年10月2日下载。
[23]参见“天下佛寺网”网址:http://www.fosiw.cn/415/400/67,2016年10月2日下载。
[24]参见“温州市道教协会”网址:http://www.wzdjxh.com/About.asp?ComID=252,2016年10月2日下载。
[25]参见丁聘聘:《温州祠堂背后的社会网络》,2016年1月6日,上海证券报,第A07版。
[26]  参见“温州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wzmzzj.gov.cn/info795.html,2016年10月2日下载。
[27]一位在温州政商界活跃的公务员基督徒告诉笔者,他曾在一次由温州政府部门主持的内部会议里听到这种声音。
[28]相对来说,象北京、上海、义务等一些流动人口多的城市教会就不会出现这种张力,因为城市人口本身乃是来自多方,因此自然就有不同地区人群构成具有家乡特色的教会。比如说浙江、河南等省某县城形成一个教会总会系统非常自然,但我们不可能会把浙江省义务市整个市形成一个教会总会系统,因为义务市乃是一个多元人群构成的流动型城市。
[29]总的来讲,笔者认为二三线城市的这种教会行政模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根源在于二三线区域和人群之非流动性形成的垄断性行政模式,根本上无关乎神学观点和牧会理念。从垄断性的教牧权威所凸显的张力则可总结为两点:其一,教会老前辈不同意本区域总会的权威受到持独立植堂牧会之年青牧者的挑战。其二,是青年牧者基于厌倦传统教会治理模式而试图打破垄断性之乡村教会体制。鉴于这种缘由,于是“分裂教会”、“可拉党”、“教皇”、“独裁”等贬义词汇便频频出现在双方的争辩中。
[30]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Tidball)曾在《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里论及教会合一时指出:“我们的不同气质也可能显示,我们需要不同风格的崇拜。有些人喜欢比较热情和自发的风格,其他人则选择比较安静和形式固定的崇拜。合一的呼召,不是要求我们划一。而且有证据显示,虽然初期教会在基督里十分合一,但他们的崇拜风格却非划一。可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分歧,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在圣灵里的合一。不容许人专横地宣称某个群体有圣灵在其中,另一个则没有。如果有两个教会都忠于基督工作的主要真理,感到其中一个教会是真教会,而另一个教会则仍未是,也是不容许的。”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页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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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0-4 13:07:03 | 显示全部楼层
范亚峰:
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1900年,平壤被称为东方耶路撒冷,而今,我们都知道了。
文锋这篇文章对温州教会下了很大的功夫,对我有很多启发。据我的观察,温州平信徒和同工质量仍然全国最好,温州教会原生、其他教会牧养的基督徒领袖会对中国教会构成很大的祝福。但温州本土教会,由于体制僵化,温州文化过于功利,缺乏反省能力,可能还会继续衰落。而中国的耶路撒冷,是温州人一方面口头上拒绝,一方面欣然笑纳的称号。在我看来,这个虚幻的口号,今天温州教会应该断然拒绝,并深刻反省世俗化和功利主义的缺陷。果能如此,则温州教会强大的平信徒和同工基础,以及经济实力、全球网络,在未来新一轮的大复兴中还会继续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
然而,中国教会面临的深入回答什么是福音,福音对于中国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的问题,以及福音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我以为温州教会所能做出的贡献,就当下看来,相当有限。这些根源于温州文化的功利主义,以及缺乏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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